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等方法实证研究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整体杠杆率)及其结构(包括居民、政府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增长对未来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居民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反转效应,居民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有效,中长期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虽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短期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现阶段应该实施稳健的"去杠杆"策略,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经测算,在宏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融资工具杠杆率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间接融资杠杆占主导地位.在微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直辖市水平,且呈现“国进民退”、“顾大失小”、“避轻就重”、“喜旧厌新”四个特征和趋势.究其原因,天津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偏重,企业规模偏大、国企比例偏高等微观企业结构,股权融资参与度不足、利率水平较低等金融生态造就了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在简要分析了高杠杆率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后,本文立足于中央银行角度,从维持适应的货币环境、促进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适配性研究

本文将宏观杠杆率按照部门分为政府部门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以中国2007年1季度至2020年4季度的分部门杠杆率和GDP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发现,非金融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贡献度最高,为34%;住户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由正转负,贡献度为9%;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据此,本文提出适度提高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降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以维持我国宏观杠杆率适度性的政策建议。     

企业杠杆率、融资类型与金融逆周期调节 ——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的实证研究

企业杠杆率过高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稳健和金融稳定的隐含风险,需要运用金融逆周期调节措施降低其造成的金融不稳定性.论文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及融资类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逆周期调节压力指数,并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当前企业融资类型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具有较大相似性;我国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且金融不稳定的加剧及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对GDP长期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是,适度的金融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过快增长但并不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应适当出台政策防范企业从对冲融资向投机融资乃至庞氏融资转变,抑制金融不稳定因素增长和企业杠杆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不利影响.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杠杆率的差异及政策建议

一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是指该国各部门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其中的总债务即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和家庭、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债务总额。因此,本文把总杠杆率分解为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指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由于各国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仅各国的总杠杆率各不相同,而且一国内各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杠杆率相对较高,政府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金融化的分层解释与治理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具有共生性。资本管制放松、货币扩张与低利率条件下的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繁荣。金融化分层特征表现为:经济货币化和债务化加深、金融部门膨胀和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金融化。我国金融化特征包括: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企和杠杆率快速攀升、银行业主导的泛金融部门膨胀、房地产金融化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金融化并不能改变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趋势,过度金融化反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多重不利影响。经济虚拟化和资本金融化的正向反馈机制和基于风险与收益的跨期选择决策机制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为金融化提供解释。西方各国金融化治理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金融资本权力主导的制度框架。我国的金融化治理对策包括:宏观上控制信贷投放规模和有效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中观上控制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膨胀,微观上加强对企业的金融审慎监管。     

基于SHIBOR的利率互换定价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应用OLS实证检验制度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资本结构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1)市场化总体进程和公司债务水平负相关;(2)政府干预程度指数得分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3)法律环境得分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4)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高的债务水平;(5)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宏观审慎政策是否推动了企业去杠杆？——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依据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适度从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受企业特征和地区金融结构异质性影响,非国有控股、规模较小、非过度负债状态企业及金融结构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企业杠杆率,其中非国有控股及小规模企业受影响更深。因此,应优化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调节方式,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结构性监管与跨部门监管,提高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基于FIR的黑龙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利用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解释黑龙江省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指标,结合近几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对比,通过统计研究发现黑龙江省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中国的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黑龙江省金融发展处于一种金融压抑状态。为此,针对这种金融压抑提出了相关解决对策,以实现金融发展、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杠杆率结构、水平和金融稳定--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经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对宏微观杠杆率内涵及其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通过MM定理的微观视角和增长方式的宏观视角,对中国杠杆率的结构和水平的经济学机理及其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差异,主要反映了资本收益率变化,与经济周期阶段密切相关。微观分析表明,信息和交易成本、税收负担和预算软约束激励机制等差异,与不同企业杠杆率的差异密切相关;宏观分析表明,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导向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总体上较高水平的杠杆率。本文提出,一方面应合理把握去杠杆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避免过快压缩信贷和投资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通缩"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引发的资产泡沫。政府宜减少直接的资源配置。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方代表性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业利润率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则相反;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依存度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两项资金占用和地方信贷投放规模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无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济波动幅度过大.     

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谜——基于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广东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1978—2013年广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提高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在财政分权的框架内,"锦标赛"式的区际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微观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脱离了市场形成的内在机理,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加之金融结构较大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损害颇多。这些论据都隐含了合理框定政府的金融控制边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金融体系革新应和财税体系及政府体制变革协同进行。     

金融科技如何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在新兴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探讨如何借助金融科技提升金融部门资本配置效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与经济韧性,是我国后疫情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议题。本文以动态权衡理论为基础,基于地区金融科技公司数量构建金融科技发展程度指标,利用我国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加快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进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是通过降低企业在金融市场上面临的金融摩擦而推动其进行资本结构优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和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环境中经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大。本研究对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助金融科技等新型金融模式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云南省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云南省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云南省的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与债务期限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有4个变量,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法律环境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然而产权保护指数单独回归时,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但最后综合回归时,又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云南省上市公司的融资独特性,本文希望通过对云南省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能够对云南省的资本结构提供一些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