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财务治理及效果评价

关于公司治理的理论有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当完备的契约仅仅依赖于自我执行和可信承诺时,传统的契约理论逐渐被以后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所替代.通过对公司治理中不完全契约的分析,将研究的目标定位于公司财务治理要素、财务治理框架、财务治理效果及其评价,并提出公司财务治理实质上是通过财务信息机制的传递进行的.评价财务治理效果既要与治理目标相联系,也要考虑治理的成本与效益原则.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深化资源税改革研究——来自煤炭行业的例证

自然资源的收益分配具有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交易费用等内生性特征,这些内生性制度特征制约了资源税的深化改革,延缓了厘清“租-利-税-费”等结构性收益的制度建构.煤炭行业税费负担调整体现了不完全契约关系下税收制度深化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应本着先“清费”后“立税”的次序,重点关注关键性问题的改革与创新.     

管理式医疗保险——多重信息不对称下的医疗行为

医疗保险涉及投保人、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三方利益,且三者之间存在多重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的医疗保险模式中,控制医疗成本的主导权掌握在医生手中,存在着促使医疗费用上涨的驱动因素.这不仅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成为促使医疗保险费用急剧上涨的主因.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通过保险机构与医院或医生签订的契约,整合了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从而达到了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本文通过模型的建立,分别描述了在两种医疗保险模式下医生的行为方式,并通过模型求解,分析了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的利弊之处.     

论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它是指在私法领域中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活动，自主地扮演市民社会中的主体角色，自由地与他人建立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契约自由不等于交易无序，不等于随心所欲，对契约自由应加以一定规制。     

论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它是指在私法领域中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活动,自主地扮演市民社会中的主体角色,自由地与他人建立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契约自由不等于交易无序,不等于随心所欲,对契约自由应加以一定规制。     

现代契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决定理论:比较和评述

包括Klein的自我履约机制,Grossman, Hart and Moore的资产配置理论和Rajan ＆ Zingales的＂进入权＂理论在内的现代契约理论在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通过引入可占用准租、资产剩余控制权和进入权等重要概念,较好地解释了企业边界决定问题,但却没有得出最大化准租的企业边界是最佳的企业边界这一应有的结论.最大化准租是交易双方多重复合交易的成果,在这一最终目的指引下,契约安排的不同形式及其所决定的企业边界的多样性,为现实中的企业调整边界和实施战略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消费者权益的契约分析

契约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企业和政府都体现于某种契约关系。契约是普遍的，但它们的来源和应用大都在企业领域，而相对忽视了最终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契约。消费者契约的隐含性和不完全性、信息成本约束、市场垄断势力等造成了消费者相对弱势的契约地位。这一局面的改善依赖于人们对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和政府在消费者契约保护中作用的进一步认识。     

契约性质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在探讨企业契约性质时,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及其对企业契约形式的影响:企业是关系契约和隐性契约的结合体;不完全契约同时影响着企业契约的当事人的行为,这就使企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机制,都必须注重能够促进契约当事人相互合作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对我国开放式基金困境的思考

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导致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投资者维权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多数导致投资者选择结束其基金投资行为。此举造成开放式基金遭遇大范围的巨额净赎回，开放式基金陷入困境。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现有分析框架出发，结合我国基金业具体情况，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对策，即规范、约束契约主体行为，缩小契约“缺口”；构建第三方强制履约体系；建立“声誉”机制，促进基金契约自我履行等，以确保基金契约的较好履行，促进我国开放式基金规范、健康、稳定发展。     

费用粘性成因的理论分析

费用粘性与传统的成本性态假设相矛盾。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对费用粘性行为加以阐释。发现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且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可以统一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由此构建出用于解释费用粘性成因的理论模型。     

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基于收入水平的解释

收入水平是影响医疗保险需求量和居民参保积极性的重要因素。直观的经验感受和一些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和医疗保险的需求量是呈正相关关系,笔者则认为二者是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以及其对医疗保险的需求不同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以满足不同阶层的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满意度分析——基于兴宁市农户调查的Logistic回归模型

新农合作为中国政府近期的一项重大的民生举措,对改善亿万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而了解农民对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程度和存在的要求无疑是确保新农合制度能够长期持续运行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对兴宁市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满意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缴费金额、报销...     

“依托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可持续性研究——基于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的比较

通过测算城乡居民长期护理需求以及构建医疗保险精算模型，发现：依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会增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赤字，因而医保基金支出占长期护理保险筹资额的比例不应超过20%，但是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维持制度的运行，在该模式下最大财政负担比不超过4.67%；依托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会威胁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安全，在当前医疗保险制度下应该谨慎采用。     

大学生医疗保险的现状分析与政策改进——基于呼和浩特市6所高校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呼和浩特市6所高校的学生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政策，初步实现了与公费医疗的制度转换，但还存有不少问题，需要根据大学生的生理特点、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意愿，坚持分责制的建制理念，以“重预防、保大病”为重点，建立以疾病预防保健为基础、基本医疗保险为核心、大额医疗保险为应急和商业保险为辅助的“四位一体”大学生医疗保障模式。     

基于“舞弊理论”分析北京市医疗保险反欺诈的防控机制

医疗保险欺诈问题愈演愈烈,给医保基金安全平稳的运行带来隐患。目前北京市全面实行持卡就医,提升了医保服务水平,但也存在医保欺诈行为。通过引入＂舞弊理论＂研究欺诈行为存在的动因,进而提出目前反欺诈工作面临的诸多困境,进一步探索医疗保险反欺诈机制的发展方向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统筹我国城乡医疗卫生发展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在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拥有量、医疗保障等方面差距依然很大.要改变医疗保障的二元结构,必须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逐步消除我国城乡在医疗保障方面存在的差距.文章以我国城乡“二元化”医疗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为目标,结合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我国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整合的目标构想及措施建议.     

居民购买保险态度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调查显示: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对购买保险的态度基本类同.未婚居民购买保险的频率要高于已婚者.学历层次越高者,对保险重要性认识越充分.年轻人保险意识较浓,老年人的保险倾向最低.家庭收入水平与购买保险的比率成正相关关系.但家庭子女的多少及赡养人口的多少与保险倾向无关.中资保险公司的拓展方向主要在医疗、儿童、人寿、教育和养老保险险种上,同时要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完善售后服务,树立诚信理赔的经营理念.     

深化“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探讨

通过近10年的逐步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城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均等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机制的初步建立。但目前的“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公平问题、管理体制问题、“碎片化”问题等,医疗服务机构也需深化改革。应开展城乡社会医疗保险一体化的试点工作,将“三项”合并“两项”,并针对特殊嗜好开征相应的税收,现实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的公平享受;实施“碎片”整理,深化医疗服务机构改革。     

医疗保险、贫困与家庭医疗消费——基于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的估计

医疗保险和贫困是制约个人和家庭医疗消费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医疗公平的重要原因。依据2007～2010年9城市家庭跟踪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方法,就医疗保险、贫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显著释放了家庭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贫困因素显著抑制了家庭医疗消费,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越少,特别是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更少;城市的农村户籍低保户获得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医疗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相对水平的作用存在城乡差别。     

日本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的分析及启示

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是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以在职劳动者缴费和财政的转移支付为主要资金来源,实质是为高龄老人提供医疗福利。该制度设立之初便埋下隐患。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的日益严峻,这一制度使在职劳动者社会负担不断加重,医疗保险财政陷入困境。日本政府为了赢得国民信赖,建立可持续的医疗保险制度,对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急速的高龄少子化、经济的低速运行、国民健康意识的增强,使日本医疗保险改革的外部条件不容乐观。这对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