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市出行空间结构研究

居民日常出行既反映城市人口转移与集聚的真实路径,也体现着城市不同空间的使用强度差异。基于深圳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研究从出行规模、出行时间和出行目的三方面分析城市居民出行的时空分布规律;并利用SPSS的K-MEANS聚类方法将市域482个交通小区划分为高热、次热、低热三类区域;由此识别出全市三级出行中心,三条出行走廊和五个出行组团,并将深圳城市出行总结为"多心多廊组团式"空间结构;最后从中心城区与外围郊区出行空间模式、城市出行中心与建成环境中心体系比较、五大出行组团发展差异等方面总结了深圳城市出行空间结构的特征。     

基于出行链的居民行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空间与居民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活动分析法(Activity-based Approach)是将时间与空间、活动与移动、选择与制约结合起来分析人类行为的有效手段.基于出行链(Tour-based)分析思想,以2007年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次序Logit模型对居民工作日出行的多目的性、交通方式机动化程度的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出行链的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居住空间由中心向外缘扩展,居民出行的多目的性增加、机动化程度提高,扩展至五环以外有所回落;活动时间、移动时间、出行距离对出行链的多目的化、交通工具机动化具有正向影响,晚高峰的机动化程度较高.     

通勤时空弹性对居民通勤出发时间决策的影响——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出发时间决策是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已有研究揭示,活动安排的制约性(或弹性)可能影响居民通勤出发时间(特别是“错峰出行”)的决策,但多数研究仅考虑工作时间的制约(或弹性),较少从整个通勤链出发分析通勤前后、通勤过程中各项活动的弹性对居民通勤出发时间以及“错峰出行”决策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实背景,基于2012年在北京市郊区实施的调查数据,尝试揭示通勤前后、通勤过程中各项活动的时空弹性对居民通勤出发时间决策的影响,以证实弹性的活动安排是否有利于居民“错峰”出行.研究结论主要有:(1)居民的通勤出发时刻集中在高峰时段;(2)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城市空间形态、通勤的时空特征等因素对居民早、晚通勤的出发时间决策产生了影响;(3)弹性的活动安排对早通勤出发时间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对晚通勤出发时间决策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将为我国背景的城市时间规划提供实证案例的支撑.     

北京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量化分布与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2007年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对北京市居民家庭工作日出行碳排放进行了测算,采用分等定级和洛伦兹曲线模拟的方法,分析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个体间、社区内和社区间分异.研究表明,个体间差异总体比较符合60/20分布法则,社区内的碳排放差异指数较大,内城单位社区和胡同社区家庭普遍低碳出行.     

大型超市购物出行与TOD规划策略——以上海近郊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建设推动了上海郊区的快速发展,人口在外围大量集聚,也促进了郊区商业的发展,大型超市已经成为居民购买日常用品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居民私家车保有量不断提高,规划需要抑制人们日常生活对小汽车的依赖性,避免社会分异和城市蔓延式发展。首先研究商业网点分布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藕合关系,可以看出在郊区两者之间缺乏配合。通过对上海近郊两个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居民大型超市购物出行的调查分析,研究站点地区空间规划设计及公共交通服务对人们购物出行的距离分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在城市近郊地区TOD建设在轨道交通站点和大型超市选址、居住区设计与地面公共交通的整合及换乘的规划策略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有助于我们的规划评估工作。     

低收入人群夜间公共空间的设计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城中村地区为例

夜间公共空间是城中村居民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其环境质量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品质。基于对珠江三角洲典型城中村的调查研究,结合珠三角城中村社区夜间公共空间现状与居民的活动行为特性,以居民对夜间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感受与活动需求为基本依据,从空间整理、时间管制、行为模式、个体特性四方面对城中村夜间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出建议,以期契合居民的行为倾向需求,激发丰富多样的活动,实现城中村夜间公共空间的有机更新。     

开发区建设与城郊社会空间的分异——基于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查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举措,其布局多在城市郊区,并由此带动了郊区农村地域迅速向外来农民工集聚的工业化地域的转变,从而可能使原本相对均质的城郊社会空间趋于复杂。通过对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社区的实地调查,主要借助人口统计资料和居民空间情感的访谈成果,初步探索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居民社会空间的分异状况和机制。研究表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将使城郊社会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异,但受限于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经济状况,其影响的空间范围相对有限。但情感空间的分异比居住空间分异更为深刻,它可能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与和谐城市建设,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城市社区生活圈体系及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以北京市清河街道为例

在城市社区规划中,通常将社区视作各自独立的空间单元。这一方面导致对社区的内部空间结构缺乏考虑;另一方面,因为较少考虑与其他社区之间的关联,而容易出现区域协调较差、效率低下、重复配置、过度建设等问题。社区生活圈空间体系的构建有助于从居民行为出发,重新理解社区的微观结构,有助于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中解决空间落地问题。研究采用"提出假设—实证验证"的方法,首先基于城市社区的"自足性"、"共享性"概念以及居民出行能力制约等因素,从理论上提出社区生活圈体系的三圈层结构:社区生活圈Ⅰ是自足性的圈层,以社区物理边界划定;社区生活圈Ⅱ是在居民出行能力制约下形成的,其中的设施主要面向本社区提供服务;社区生活圈Ⅲ是共享性的圈层,是多个社区生活圈之间重叠的部分。研究以北京市清河街道18个社区为案例,采用个体居民GPS数据,界定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范围,并通过社区生活圈内的"集中度"和"共享度"的计算,对案例社区进行社区生活圈层的划分。研究结果表明,社区生活圈体系的实际划分结果与理论假设相吻合。最后,研究提出了基于社区生活圈体系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策略,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级落地提供了参考。     

以人为本的社区公园设计

社区公园作为居住区最大的开放空间,是居民日常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居民平时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休息也是在社区公园进行,环境优美的社区公园是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也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社区公园的规划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要有大片的绿地空间,还要有游憩活动的设施,用以改善人居环境,满足人们亲近自然、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     

以人为本的社区公园设计

社区公园作为居住区最大的开放空间,是居民日常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居民平时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休息也是在社区公园进行,环境优美的社区公园是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也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社区公园的规划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要有大片的绿地空间,还要有游憩活动的设施,用以改善人居环境,满足人们亲近自然、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     

北京市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上班出行特征分析

以北京市近郊的两个大型居住区--回龙观和天通苑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了有关居民上班出行的原始数据.基于对职住空间关系、上班出行距离、上班出行交通时间和预留时间的分析,探讨了两个大型居住区居民上班出行的基本特征,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住分离",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才能更好地满足两居住区居民上班及其他出行的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居民时空行为变化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基于北京市双井街道居民的活动日志调查、惯常活动空间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疫情前、疫情严重时期、复工时期居民时空行为的变化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疫情制约下的居民活动从家外转向家内,各类活动的时间分配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疫情严重时期的休息日,居民的家庭事务时间显著增加,出行和购物活动时间大大减少.疫情期间,居民休闲活动的空间...     

TOD建成环境特征对居民活动与出行影响——以北京为例

TOD建成环境塑造是TOD空间规划和管理的关键。以北京为例,对TOD区域建成环境对居民和乘客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数据,通过构筑居民就业地选择、购物出行和休闲娱乐出行等三种活动和出行的Logit选择模型,定量分析了TOD土地利用、交通设施、街巷格局、商业设施等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活动和出行的影响。     

郊区配建社区的居住混合与行为分异——以北京美和园社区为例

为避免保障房集中建设带来"贫困的地理集中",北京市保障性住房供给通常采用配建的方式。配建社区具有居住混合特征,被认为有可能增加居民的跨群体交流、身份认同和社区归属感。然而,居住混合的社会后果仍存在争议。选取北京美和园社区为案例,基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采集的114位样本居民连续一周的GPS轨迹、连续两天的活动日志及深度访谈数据,对该社区内中等收入居民(两限房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廉租房居民)的日常行为时空特征进行分析,以不同群体对社区公园使用行为为例,探讨两类群体在社区中互动的时空机会。研究表明,居住混合产生了不同收入居民的行为分异,存在活动空间的错位和设施使用时间的错位,因而并不能增加社区互动。配建政策的社会后果亟待住房政策和社区规划研究给于更多关注。     

中国典型城市空间形态对居民出行能耗的影响

以我国5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其2000~2010年的样板数据,分析人口密度与居民出行能耗的关系,并通过STIRPAT模型评估不同人口密度条件下,城市空间形态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出行能耗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居民收入是影响我国典型城市居民出行能耗的关键因子,其次是城市空间形态要素。2人口密度与人均出行能耗呈显著负相关,与欧美城市相比,我国典型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出行能耗的影响更显著。3当人口密度大于200人/hm2时,其对出行能耗的抑制作用迅速增强,建成区面积对出行能耗的影响不显著,万人公交车保有量的提高会导致居民出行能耗升高。4当人口密度小于200人/hm2时,建成区面积是影响居民出行能耗的关键因子,建成区面积越大,居民出行能耗越高;万人公交车保有量的提高能有效抑制居民出行能耗的增长。     

上海市区商业等级空间的结构与演变

以上海为例,选取上海各个等级商业中心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演变特征和机制,预测未来商业的空间发展趋势,针对当前商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水平提高导致的居民购买力下移、城市和交通的发展、消费行为方式的变化等要素的影响,使上海商业中心业态类型多样化,商品种类丰富,综合功能提高,并出现了以空间上的郊区化、等级上的社区化、结构上的扁平化为特征的新的发展趋势.对如何加强社区商业发展、市级商业中心建设、大卖场的合理规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设想和发展思路.     

轨道交通对周边住宅市场的影响

近年来,上海为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不断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截至2012年底,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454.1公里,已开通运营12条轨交线路,覆盖全市16个区县。根据规划,上海"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建设中心城连接郊区新城、大型居住社区、重点开发区的轨道交通项目,运营里程达到600公里以上,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量的50%。     

基于出行需求的大城市中观尺度空间布局优化策略——以武汉市关山口街区为研究案例

在住房市场化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大城市居民出行时间增长,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峻。中观尺度空间作为一种特定尺度的城市空间,其功能与空间结构优化对减少居民出行距离、提高交通效率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市关山口街区为研究案例,将出行需求作为核心因素,以减少私人长距离出行为导向,结合街区的空间布局特征,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街区居民出行行为的数量、类型和频率,指出2km是居民出行活跃程度的临界尺度,该尺度在非机动出行可接受的范围内,但仍存在大量长距离、高频率的工作出行。中观尺度空间的规划布局应注重2km尺度内匀质的功能混合,将一部分的长距离出行内化于非机动出行可接受的尺度范围内。最后,从交通与功能空间协调的角度提出大城市中观尺度空间布局优化的建议策略。     

探析开展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的意义及价值

社区音乐文化活动不仅有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审美观，也有利于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从而促进社会与政治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就开展社区音乐文化活动对社区居民和社会产生的意义及价值进行分析阐述。     

郊区大型生活区：现代化郊区的生活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活动空间的视角

我国郊区正迈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传统的郊区大型居住区难以维系本地生活需求，开始转向生活化的郊区社会空间。以北京望京为例，基于活动空间视角开展实证调查，分析郊区居住、通勤、消费、休闲、文化和网络的空间特征并讨论大型生活区生成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大城市郊区出现了由居住功能向综合生活的空间转型，望京作为高度现代化的近郊正处于大型生活区增长阶段；住房、就业、购物的郊区化显著，休闲与文化的郊区进程相对缓慢，网络空间加速了郊区在线生活；郊区活动空间影响因素复杂，受宏观、微观和介入条件的共同作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性是郊区大型生活区形成的动力机制。最后，展望中国式现代化郊区的研究与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