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环境管制的实证研究

从制造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对环境管制(ER)的两种形式:正式管制(FER)和非正式管制(I-ER),建立了环境管制均衡方程,并且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假设的影响制造业环境管制的主要因素:政府保护意愿、劳动密集程度、产业规模、经济外向度、产业国有化程度、科技吸收转化支出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环境管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是为了获得由于环境管制程度的差异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的宽松的环境管制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外资污染产业指向特征并不显著,但宽松的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作用,放松环境管制可能导致外资产业结构趋于污染加重;同时,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作用,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原因。     

环境管制视角下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引发了人们对于污染产业转移的相关讨论.有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加强环境管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迫切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样本,对其近年来的外商投资数量、行业结构及污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相关关系验证,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江苏省外商投资于污染产业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也发现,目前江苏省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国内企业.     

环境管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将绿色工艺创新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环境管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同时制度、排污费制度、研发投入、市场需求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均具有积极作用;地区居民环保意识、市场制度均产生了负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行政处罚案件数的影响均不显著;市场竞争仅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环境政策法规具有负向影响;而工业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投诉处理率仅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污染治理投资制度仅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除工业环境治理成本外,其余环境管制工具对两种绿色工艺创新模式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     

中国工业环境管制的机会成本分析

本文采用技术效率的双曲线测度模型和市域样本数据,测算了我国工业环境管制的机会成本.结果表明,2003-2008年期间,环境监管导致的中国工业潜在产出损失的比例在5.24%～5.84%之间,年均值为5.41%.环境监管的机会成本与工业发展程度呈反向关系.为减少日益严厉的环境管制所带来的潜在损失,应该鼓励企业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以及制定有效、合理的环境监管措施,特别是市场化的经济措施.     

美国的环境管制影响分析

根据外部性理论,只有当实施环境管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政府管制相对于市场缺失是更有效率的。因此,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作为评估管制政策效率的标准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早在环境领域引入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管制影响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借鉴并及早引进管制影响分析对于提高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有重要意义。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近年来,投资的就业拉动效应较小且明显趋于减弱。从结构层面看,三次产业中,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而在城乡各类经济中,城镇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则更能促进就业。从各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贡献度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三产业对就业增长影响测度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比较为例

首先分析边疆民族地区与就业增长现状,并通过构建第二产业就业的产值弹性测度模型证实了第二产业并没有拉动就业增长;再通过构建第三产业就业的产值弹性的测度模型和弹性变化趋势的“动态模型”,证实第三产业是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分析第三产业就业增长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的关系,发现第二产业的发展是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的基础,脱离了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就业量的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最后,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区位特点,提出了促进就业增长的总体思路及对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基于25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生产函数测算1993-2008年我国制造业及其25个三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的就业有短暂挤出效应,中长期则存在正效应,资本深化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弹性的下降,应积极促进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就业。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中不同技术含量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文章采用2002—2013年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进步综合指数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就业先起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到达临界值后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即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2)目前长三角15个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全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此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就业;(3)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就业。     

环保产业发展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保产业能够通过技术效应、替代效应、直接效应、环保意识和环境管制标准提升等途径来改善环境质量。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环保产业发展确实能够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但是目前其对不同污染物排放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度,其对整体环境质量和工业废水排放的改善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固体废物和废气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环保产业改善环境质量的力度和广度都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这与其目前的总体规模和水平相称。     

经济转型、结构性约束与就业增长--基于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湖北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和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本文的分析表明,湖北的就业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约束.解决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应遵从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就业结构的转换.通过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调整投资政策等措施,逐步矫正偏离度过大的就业结构,实现经济与就业增长的均衡发展,提高全社会的整体就业福利水平.     

技术进步就业挤出效应的产业技术特征研究

在分析技术进步就业挤出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对就业挤出效应进行测度推导,选取劳动密集度等5个变量对产业技术特征作描述性度量,在此基础上建立挤出效应的产业技术因素影响模型,利用我国制造业25个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度对就业挤出效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力投入,进而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路径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

基于我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引入交互项进一步说明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具有促进效应,而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具有负向影响。此外,在不同区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应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在追求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就业增长。     

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各国贸易与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量和东道国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主要研究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通过利用连续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建立实证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与我国各个经济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关系密切,而影响方向、程度却各不相同。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资源型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碳排放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角度探讨资源型产业集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构建包括规模负效应、多样化及专业化正效应的计量模型并对新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最佳集聚规模阈值区间为0.14~1.19。研究期内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处于正外部性效应阶段,产业集聚自净效应(0.965)大于集聚污染效应(0.899),但非常逼近临界点。开采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集聚程度大幅超过最佳阈值区间。而初级加工业集聚规模处于第二阶段,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显著。资源型产业细分行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了倒“N”型、正“N”型和正“U”型三种形状的曲线关系。     

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一国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严格化使得发展中国家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相对的强化，而对中、轻度污染产业的影响则依据产业的不同而不同。文章还以我国纺织服装业为例作了进一步分析。最后，作者从环境规制的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成本内在化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FDI、人均收入与环境效应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整体分析,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FDI、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负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正的技术效应,但FDI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则有不同表现——东部地区污染程度加重,中部和西部则相反。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对此本文提出了要提高引资质量和引资标准,调整FDI投向,加强环境管制,转变政府引资思路的政策建议。     

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度量

全球化进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十分巨大,但是关于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对于东道国政府的调控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用我国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深圳市作为研究对象,该地区外资占比较高,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引进外资政策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为了准确地度量FDI的污染效应,本文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在对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分析FDI对于五个主要环境污染指标产生的影响.论文研究的结果为政府在环境监管以及引导外资产业流向提供了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