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承受能力的住房配置公平性实证

住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基础资源,对其公平配置是现代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在构建住房承受能力测度方法-修正的住房承受能力指数的基础上,以武汉市调查样本数据为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住房配置公平性的影响因素,发现住房承受能力水平仍然是影响住房配置公平性的重要标志,住房承受能力越高,对住房制度改革满意程度越高,认为公平的家庭也越多;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主要家庭成员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或集体等单位工作,对住房制度改革的满意程度较高;现有住房面积大、个人规模适中的家庭对住房制度改革也有较高的满意度。同时还发现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户主性别对住房配置公平性的影响不显著,户主年龄对住房配置公平性的影响也不显著。提出从积极增进社会资本、改善住房供给结构、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促进住房配置公平。     

城市居民住房承受能力测度研究——剩余收入视角

借鉴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确定家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非住房基本消费支出的基础上,运用剩余收入法测度了2003—2008年武汉市七种不同类型家庭的住房承受能力。剩余收入法测度结果能反映出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承受能力的具体差距,显示出武汉市中等偏下收入及以下收入家庭面临住房承受能力问题,并且收入越低住房承受能力问题越突出,结果比传统比率法更具有说服力。而比率法测度显示中等偏上户及以下家庭面临住房承受能力问题,扩大了存在住房承受能力问题的家庭范围。运用剩余收入法可以定量地测度各类家庭住房承受能力的大小和绝对差距,有助于确定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对象及标准,制定我国公共住房销售、租赁政府指导价格,促进完善住房保障政策。     

我国城市住房保障水平评估——基于公租房准入门槛的量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全国1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公租房准入政策和条件进行量化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公租房准入指数,用以反映城市住房保障水平.以此为基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公租房准入指数对家庭居住公租房的影响.结果 显示,公租房准入指数越高,家庭获得公租房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从而验证该指数的合理性.文章发现,尽管在大力倡导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各地公租房仍然对外市户籍人口存在较高门槛.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持续增强,中央政府应建立对各城市科学合理的住房保障评估体系,重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对外来居民的保障力度.     

论控制房价与引导中高收入家庭投资

受预期收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影响,有相当一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青睐房地产投资,购买了多套住房,期望房价上涨,转卖获得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住房需求,刺激了房价.这部分投资者不同于炒房客,国家不能进行打击.要控制房价,除了采取宏观经济措施,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中高收入家庭的投资方向,把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分流到其他投资领域.     

北京市二手房住房可支付性研究

本文用住房可支付性指数分析了2009年6月底北京市的二手房价格水平.结论显示,无论在市中心还是郊区,北京市目前的二手房可支付指数都大于1,房价水平超出了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尤其是市中心的二手房价过高,仍旧只有一少部分人才可以负担起在市中心买房子.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效需求研究——基于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综合考察

农民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主体,他们对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包括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将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建立、完善和保障水平.笔者通过分别对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保险预期等都会影响农民的参保意愿及缴费承受能力.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的探讨

经济适用住房是适合于中低收入家庭承受能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是政府扶持的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社会保障住房。近年来,如何使普通老百姓能够安居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一道难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就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与分配、现状与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住房及房价预期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本文运用CHFS2011数据分析住房及房价预期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存在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下,自有住房使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2％,房屋价值每升值1万元使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0.3％.对于拥有住房的家庭,预期房价上涨使家庭创业的概率减少23.9％.本文认为住房和房价预期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是复杂的,自有住房和房屋价值通过财富效应增加家庭创业,而房价预期通过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减少家庭创业.     

中国消费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调查与分析

借鉴国际消费者信心指数理论,首次对中国消费者信心状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并对中国不同特征消费者关于经济发展、就业形势、物价水平、购买住房、收入增加、家庭物质生活等方面的信心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     

住房保障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北京市2004—201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用保障房投资完成率和保障房竣工面积作为反映住房保障水平的指标,用欧希玛指数作为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通过VAR模型对北京市住房保障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住房保障水平已经对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产生了影响;住房保障水平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尚不显著;应该继续提高住房保障覆盖率,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水价上涨是"洋水务"惹的祸?

2009年7月23日,国家发改委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自来水调价过程中依法履行听证制度,合理把握水价调整的力度和时机,防止集中出台调价项目,同时要求各地在调价过程中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     

住房公积金、金融知识与新市民住房租购决策——基于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了住房公积金、金融知识与新市民住房租购决策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调研期的静态结果来看,拥有住房公积金的新市民更倾向于选择租赁住房,同时金融知识对新市民的租购选择影响不显著;从5年动态预期来看,住房公积金和金融知识显著提升了新市民的购房意愿;对于当前无房新市民家庭而言,住房公积金和金融知识均显著提升了其购房意愿,但对有房新市民家庭而言,住房公积金并没有提升其进行多套房投资的意愿,而金融知识却显著提升了有房新市民家庭的住房投资动机。基于此,应该加快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高新市民群体的购房能力,并在遏制住房投机的前提下,适当提升新市民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多措并举提升新市民群体的住房消费能力。     

地区收入的差异与收入差距

本文以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为例,比较了2001-2011年间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经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修正前后的Theil指数的差别,可以说明修正收入数据会对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并且以2011年各地区的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为例,剔除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和生活成本差异影响,对比修正前后的变化,发现收入差距有所减小,这是由于居民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成本导致收入存在巨大差异.     

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败探析

目前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败,廉租住房政策效果不佳,如何改善住房社会保障政策水平,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的作用已迫在眉睫.对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败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可以为未来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高效运行提供方法论指导,为廉租住房政策执行提供借鉴,在实践上不仅有助于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还有助于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目标,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预期冲击、房价波动与经济波动

本文通过在一个包含耐心家庭和缺乏耐心家庭两类家庭、包含消费品部门和房地产部门的DSGE模型中引入住房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加成的预期冲击,研究预期对住房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参数识别检验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本文引入的预期冲击,尤其是住房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加成的预期冲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经验上的识别性和重要性。(2)虽然当期住房价格上涨会增加住房使用者成本,但是如果预期未来住房价格会大幅上涨,家庭的住房使用者成本也会下降,从而出现越涨越买的现象。(3)如果政府因为房价上涨过快而实施增加住房交易成本等房地产业的紧缩政策,但是公众预期未来政府会因为宏观经济下行转而采取房地产业的扩张政策,则这种预期会使当前的紧缩政策失效。(4)如果政府能够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预期,则能够改善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经济效果;而公众的错误预期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因为必须进行反向修正来抵消错误预期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来源与产权的省际差异——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来源与产权的省际差异。住房来源与产权选择省际差异不明显;基本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住房来源中商品房来源与产权选择中租赁商品房比重高。相关分析表明:地区市场化指数与市场型住房正相关,收入和产权关系不明显,国有经济比重与行政型住房正相关,城市化率与购商品房比正相关,价格和住房产权负相关。这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地区经济差异对住房选择的影响。     

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的微观研究

本文基于全生命期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抵押贷款需求理论,分析了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选择行为,并应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样本数据,建立二元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测试了家庭住房抵押贷款选择和贷款总量与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家庭的社会经济微观特征,以及贷款和储蓄利率等宏观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消费和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是否选择抵押贷款及抵押贷款需求量多少的重要因素,家庭的转移收入和借入收入对抵押贷款有抑制作用,家庭倾向于依赖其他资金来源进行住房消费,从而减少了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