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投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12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和检验了大型投资活动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调整路径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无大型投资企业,有大型投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在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路径方面,在投资初期企业更多地采用权益融资方式,而在投资后期更多地采用负债融资方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周期、负债水平和政治关联对投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显著影响;投资周期对投资前期以及负债水平对投资末期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有显著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调整路径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基于制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更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税收征管数字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加快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显著提高了企业增减债务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对权益融资调整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高盈利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差的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十一五”与“十二五”产业规划所处的时间区间内,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分别在非国有、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产业政策能提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但只有重点产业政策能提高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的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基于作用路径的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选择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重点产业政策提高了特定类型企业以增加权益方式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上述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只有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特定类型的企业能够通过权益融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视角

控股股东作为公司重大决议的决策和参与主体,其股权结构变化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关系仍不明朗。本文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抑制了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分析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影响机理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抑制关系在非国有控股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高时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最后,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促进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研究,从控股股东层面为厘清资本结构优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解释。     

数字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

如何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挖掘数字金融价值，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探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数字金融对资本结构不同方向调整速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规模较小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与纾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     

网络平台互动能缓解资产误定价吗——来自交易所互动平台的经验证据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平台互动对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网络平台互动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平台互动能够有效缓解资产误定价,同时,在公司资产定价被低估、回复速度越及时和回复内容越丰富时这一缓解作用更强。进一步地,网络平台互动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分析师意见分歧两个机制来实现的,并且在媒体报道较多、投资者关注度较高、股权结构分散和战略差异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从资产误定价这一视角探究网络平台互动的积极作用,对于防范公司资产误定价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机构交叉持股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机构交叉持股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交叉持股能够加快上市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机制检验表明,机构交叉持股主要是通过监督治理、信息共享和压力控制机制对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交叉持股主要通过权益渠道加快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综上,机构交叉持股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治理渠道,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稳杠杆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资产误定价

为稳定股价,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证监会提出杠杆增持这一方式支持产业资本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但杠杆增持可能诱发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对企业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存在杠杆增持以及杠杆增持水平提高时,投资者非理性程度也会随之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随之降低,加剧企业资产误定价程度。相比于熊市状态,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资产误定价的正向关系在牛市状态下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杠杆风险能够发挥警示作用,降低杠杆增持引致的资产误定价;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发挥治理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所引致的资产误定价将加剧股价崩盘的发生。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和资产误定价相关研究,对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以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将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异象——资产误定价作为切入点,研究环境信息披露能否对资本市场运转产生积极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资产误定价,且缓解作用随披露质量的提高而增强;这种缓解作用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投资者非理性程度来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有效降低股价高估,但对纠正股价低估的作用不佳;环境信息披露与资产误定价的负相关关系受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监督环境的共同影响,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和分析师关注会强化两者的负向关系,而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则会弱化两者的负向关系。本文既拓展了环境信息披露与资产误定价的相关研究,也为引导资本市场绿色发展提供了现实启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与资产误定价：激浊扬清抑或推波助澜

我国资本市场上长期存在的资产价格“异象”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本文借助社会网络算法,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对资产误定价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网络与资产误定价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有效缓解内生性并经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网络强化了信息传递功能,通过提高股票流动性水平缓解资产误定价;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网络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而缓解资产误定价。进一步分析表明,内控质量、分析师关注度与市场化进程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产权性质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显示,机构投资者网络通过缓解资产误定价、提高资产定价效率、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拓展了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社会网络与资本市场交叉融合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与现实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引发了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快了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杠杆不足的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减少短贷长投行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错配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处于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金融监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结论为评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增添了新的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注意力驱动下的资产误定价——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以盈余质量的视角研究投资者注意力驱动下的资产误定价的具体表现和客观根源,结果表明,注意力驱动下的投资者交易使得股价呈现高估状态;盈余质量差是投资者注意力产生的重要客观原因之一,随着盈余质量的提高,注意力驱动下的股价高估程度明显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质量缓解投资者注意力对股价高估正向影响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上市公司表现得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为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资产误定价影响因素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相关部门从盈余质量入手制定相关政策、缓解注意力驱动下的资产误定价,提供必要的实证证据,进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资本缓冲对中国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审慎监管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资本缓冲如何影响银行行为更为广泛的关注。笔者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目标资本充足率,在此基础上检验资本缓冲对银行资产和资本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2年,资本缓冲对中国商业银行资产配置和融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资产缓冲较高的银行会发放更多贷款,持有更多高风险资产,但补充资本的激励不足;资本缓冲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监管惩罚措施的执行,资本监管的"硬约束"增强了银行调整风险偏好、采用股权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以满足外部监管要求的动力。笔者的研究发现为后危机时代监管当局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会计盈余质量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会计盈余质量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会计盈余质量显著增强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从个股的流动性和企业性质的角度对会计盈余质量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出检验,发现个股流动性好的股票,会计盈余质量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关系增强,而产权性质影响减弱.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资本结构研究一直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成为了资本结构理论一个重要分支。本文试图结合动态资本结构研究文献与已有理论分析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及影响因素,尝试归纳总结出现有研究中共同特征及其存在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理解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的机理提供指引。     

并购商誉会影响企业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显著正相关,相比并购商誉中的合理商誉部分,超额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后期商誉减值会以加剧股价低估的形式推动资产误定价;机制检验表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情绪是并购商誉影响资产误定价的中介机制;调节效应表明,并购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正相关关系在非"四大"、分析师关注低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分组中更加显著,进而论证了外部审计、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本文在丰富并购商誉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对降低资产误定价进而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

金融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主体不能充分准确地预测、识别各种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从而使微观企业的预期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通过研究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本文发现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而且向最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越慢。进一步地,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不确定性规避和金融中介不确定性规避这两个路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本文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主管部门制定金融监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集团财务资源配置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基于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

本文以2003-2012年上市公司集团为研究样本,分析集团总部在其下属上市公司中的现金分布情况,考察了集团财务资源配置水平对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表明:获得集团总部现金配比越高的上市子公司,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而集团总部现金配比越低的上市子公司,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本文的经验证据将为完善集团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提供思路。     

融资融券制度与资产增长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关于资产增长效应的成因,学术界存在错误定价与理性预期两种解释,本文以我国推出融资融券制度的准自然实验来区分这两种假说。本文的研究发现,在我国推出融资融券制度后,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资产增长效应,且这种效应仅体现在可卖空公司中,这说明资产增长效应随着定价效率的提高而增强,而不随套利难度的提高而增强。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否可卖空,过度投资、择时融资和盈余管理这些与错误定价相关的因素对资产增长效应均不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符,而不支持错误定价假说。本文不仅揭示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增长效应的表现形式与变化趋势,也为资产增长效应的成因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