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全球价值链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吗？

研究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否会扩大国内工资差距。研究方法：基于WIOD数据库及WWZ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主要13个制造业与12个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指数,并在三要素中间投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现有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发现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进一步缩小了中国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且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显著,但2003年前后出现分化。研究创新：本文采用新的VSS指数测算方法并新增服务业的分析视角。研究价值：分析融入GVC程度对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工资差距影响的差异及形成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国际分工的现状分析

文章利用加工贸易数据对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国际分工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到垂直专业化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加工贸易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并且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此种贸易发展主要是由外资企业所推动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均从其母国（地区）进口，我国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环节。市场主要由这些外资企业所开拓，我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减免与出口产品分布

研究目标：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减免对于企业出口产品分布的影响。研究方法：对Melitz(2003)和Chatterjee等(2013)的企业异质性模型进行了改进,运用DID方法和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同时考虑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发现：WTO的政策效应在2004年开始显现,关税减免对于出口产品分布的作用显著,关税减免扩大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降低了出口产品偏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出口产品分布对于关税减免的变化弹性。研究创新：嵌入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视角,运用DID方法来评估“入世”的关税减免效应。研究价值：“入世”是中国出口企业的重要契机,关税减免提高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优化了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     

经济周期协同性的贸易传导研究 ——基于贸易关联与生产分割视角

国际贸易是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途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使国家间贸易关联程度与生产分割程度提高,对经济周期协同性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中国与贸易伙伴国间经济周期协同性为研究对象,探究贸易关联程度以及生产分割程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贸易传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附加值的复杂生产贸易活动带来的贸易关联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更大。此外,生产分割程度越高,垂直专业化分工传递机制作用更明显,对经济冲击的传递性更强。（2）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提高增加值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供给和需求,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差异度,提高经济周期协同性。（3）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联程度高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且更多集中于附加价值高的生产与贸易活动中,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效果更显著。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以新产品销售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创新效率,基于“拟自然实验”理论框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此外,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创新效率要高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本文为评价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创新绩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力证据,也为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含义。     

党组织参与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强企业党组建设是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高管层治理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者之间关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健全党组织建设，提高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创新价值观，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委托代理风险；正视党组织参与治理局限性，发挥党组织嵌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效应。     

中国企业进行“传递贸易”之谜

研究目标：破解中国企业“传递贸易”之谜。研究方法：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企和海关数据,首先统计分析中企进行传递贸易的特征性事实,其次采用面板模型检验传递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和利润率溢价”,最后分别采用Bivariate Probit和Heckman模型分析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选择决策、出口后传递贸易产品生存状况和产品范围动态调整过程。研究发现：作为中国出口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贸易方式,传递贸易对促进整体出口迅猛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研究创新：从核心能力视角阐明了企业通过传递贸易有效解决其在出口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发挥核心能力优势之间两难选择的作用机理。研究价值：揭示这种新型贸易模式对微观企业国际化成长和宏观政府破解当前出口困局的政策意义。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贸易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探究企业在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研发创新，首先通过一个分工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模型揭示贸易网络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然后使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显著激励了其自身的研发投入，且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产出扩张和交易成本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与相应组别的其他企业相比，企业贸易网络位置提升对自身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间地理距离的缩短、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自身位于贸易网络下游程度的加深而增强。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显著提高了其研发水平，即存在正向的外部规模经济或网络分工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贸易数据构建企业贸易网络，拓展了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维度，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结构源泉。     

反倾销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目标：反倾销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合并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的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反倾销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整体而言,反倾销壁垒抑制了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其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反倾销终裁措施实施之后,尽管反倾销的初裁预征税率也降低企业生产率,不过这种抑制效应很小并且统计上不显著。增加值下降和生产要素缺乏调整是导致企业生产率降低的主要缘由。研究创新：从企业层面量化反倾销壁垒对反倾销目标国的生产率效应。研究价值：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反倾销壁垒的生产率抑制效应。     

中间品进口、贸易类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首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分析了是否进口中间品,以及不同贸易类型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不具有促进作用,与来料加工中间品进口相比,进料加工中间品进口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和稳健;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减弱,来料加工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增强,进料加工中间品的影响呈“U”形关系。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驱动因素研究

研究目标：研究2011~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驱动因素。研究方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分层式结构分解法（HSDA）。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其中,国外需求下降是决定性因素,贡献度为859%,受需求水平下降和需求结构变化共同影响;生产分工变化是重要影响因素,贡献度为136%,主要受前向产业关联变化和国内生产分工调整影响;增加值系数变化影响较小,仅为05%。研究创新：基于GMRIO模型将多种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定量分析各因素对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影响。研究价值：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外贸维持出口平稳增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介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概念和DEA测算方法，根据浙江省23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测算了大、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对影响该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按所有制排序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规模排序是：小企业、中型企业、大企业；企业技术创新方式、内部职能部门的协调性对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但企业经营者文化程度、政府的补贴没有显著影响。     

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工资效应——基于浙江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广泛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外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为例,测算了浙江26个制造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并就垂直化专业分工对浙江制造业工资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浙江制造业部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提升了行业工资收入水平;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大。本文最后就如何提升浙江制造业工资水平、缩小行业工资差距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垂直专业化、研发效率与垄断势力

在发达国家依靠技术垄断优势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高端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锁定风险加剧,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是否有助于跨越“功能分工陷阱”？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将垂直专业化、研发效率和垄断势力纳入统一框架,分析垂直专业化影响研发效率和垄断势力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整体垂直专业化水平和研发效率有明显提升,但只有少部分行业的垄断势力获得明显提高;（2）垂直专业化能够提高研发效率和垄断势力,但对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时滞效应;（3）将研发效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发现垂直专业化仅对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研发效率正向调节垂直专业化对垄断势力的影响,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事实与解释

研究目标：把握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方法：基于MRIO模型的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如果考虑中国贸易的二元结构,则制造业服务化悖论并不存在,1995～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占比由33.54%上升至33.74%,上升幅度很小,但国内服务增加值对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创造的重要性在快速提高,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从不同贸易方式来看,制造业加工出口的国内服务化水平较低但其提升幅度大大超过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分割弱化了国内产业关联、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服务部门增加值系数下降,以及来自于亚太地区出口市场的低端俘获,这些都是抑制一般贸易出口的国内服务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研究创新：利用OECD-ICIO区分加工贸易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进行再测算,并比较分析两种不同贸易方式下国内服务化转型的变动趋势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价值：为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利得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研究创新：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价值：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环保费改税、贸易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环保费改税、贸易约束与绿色创新投入三者内在关联,结果表明:贸易约束会抑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环保费改税能通过倒逼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环保费改税能显著削弱贸易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发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贸易约束对绿色创新投入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环保费改税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倒逼效应更显著.     

垂直分工演变、价值链重构与“低端锁定”突破——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视角

基于垂直分工演进的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产业组织的典型模式。在借鉴Hay和Morris两阶段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垂直分工的动态演进规律,对垂直分工演变、价值链重构与“低端锁定”突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知识、技术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改善南北贸易收益不平衡的现状;提升知识要素投入量,可以削弱跨国领航企业自上而下的绝对优势地位,从而提升后发工业国的国际分工收益,达到“低端锁定”突破的目标。     

所有制形式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

本文是我们关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系列研究（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0,1995,Jefferson,Gary H.,Rawski,Thomas G.,and Zheng,Yuxin,1992,1996)的新扩展。所作的主要扩展包括：时间跨度由1992年扩展到了1996年,涵盖范围由只涵盖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部门扩展到包括已占工业总产值近1／3的外商独资、合资、股份制公司、股份代理人到及各类联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内的各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本文测算了1980年－1996年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及1988年－1996年的其他国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五类企业（见表1）的工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测算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个长期增长但90年代以来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国有和集体工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工业的生产率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有活力。作为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载体的股份制企业,其表现似乎也不理想。单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而资本生产率加速下降,即,不同要素生长率增长呈相反趋势。同时,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存在巨大差距。另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所有制工业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并尝试用经济周期来解释生产率增长的趋势,以及探讨了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相对生产率与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之间的统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