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未遂着手的认定

在我国刑法中，对犯罪未遂着手的认定是比较难以判断的。本文作者对我国刑法中有关犯罪未遂着手问题的诸多观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认为在对犯罪未遂着手认定的潍中应该摆脱过于落后、僵化的固定模式，在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论强奸罪的未遂

强奸罪实施行为的两部分构成,即"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的行为"与"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出发,分析、解释了强奸罪未遂的特点,并从学术研究及实践操作角度对强奸罪未遂的形态进行了分类。文章同时还对强奸罪的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犯罪中止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李某某案件为视角探讨放弃重复加害行为的犯罪形态认定问题

本文以李某某抢劫、故意杀人案[1]为视角,对既具有自动性又具有被迫性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能否认定为犯罪中止进行分析,意图通过一个生动具体案例来展开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讨论,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回归至生活中真实的案情,带着规范意识投目光于生活之中。本文通过对案情客观事实的分析以及与法院判决的角度对比,结合法律规范的理论背景,从行为人意志原因、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法律性质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以求对既具有自动性又具有被迫性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认定犯罪中止还是犯罪未遂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也尽力为该争议问题的解决路径提供思路与想法。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既遂与未遂的新探索

我国目前刑法理论关于既遂、未遂仍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如犯罪既遂的定义、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表现形式等问题。犯罪既遂的定义应当是一种法律标准;犯罪未遂、犯罪既遂是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表现;而未遂犯、既遂犯是在犯罪未遂、犯罪既遂基础上进一步的判断。     

网络盗窃犯罪的特点及既未遂认定

网络盗窃犯罪手段的电子化，犯罪对象的虚拟性，导致对其认定既遂、未遂的标准出现较大争议。本文通过网络盗窃的犯罪构成问题、网络盗窃区别于传统盗窃的特点进行分析，对其既遂，未遂的认定标准问题提出建议。     

浅析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的法律认定

近几年,我国涉烟非法经营罪的案件正在逐年上升,但是在烟草运营的司法认定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特别是在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的认定上。本文通过一个案例提出涉烟非法经营罪的问题所在,提出在该犯罪形态认定上的相关内容。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本文从单位犯罪自首的依据入手，着重对单位犯罪自首认定中应把握的几个问题加以分析，提出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设想，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以及相关处罚原则等问题略抒已见。     

结果加重犯未遂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存在何种形态的未遂,历来是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结合外国刑法理论及国内研究情况,通过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的诸种观点,并结合中国刑法自身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我国破产犯罪罪名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刑法典中尚未确立破产犯罪这一类犯罪,也无破产犯罪的类罪名。而已有的罪名大多产自于特殊的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科学性,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合理的破产犯罪罪名体系。本文对如何构建一套健全完善的破产犯罪罪名体系做出了一些探讨。     

洗钱罪刑事立法之完善建议

在全球化背景下,洗钱犯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着。在我国,洗钱犯罪或者明显带有洗钱性质的案件也在不断的发生,而且有不断上涨的趋势。洗钱犯罪不仅使我国的经济秩序、金融安全等方面受到危害,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1997年刑法典第191条规定了洗钱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191条适用特别困难;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刑法规范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反洗钱研究起步较晚,不够充分。本文立足于现实,试图从理论上找出第191条适用困难的原因,最终提出了几条完善的建议:构建新的立法模式;修改洗钱的行为方式;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增设反洗钱的相关罪名;加大刑事处罚的力度。     

共同过失犯罪应成立共同犯罪论

一、我国立法和实务现态 1．刑事立法现状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主流观点采取的立场是在过失犯罪中，各个过失犯罪人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和意思联络，缺乏对犯罪内容的认识，没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行为性质，由于与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不一致，所以要分别处罚。     

论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价格鉴定”

司法机关在认定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金额时,为了突出犯罪金额的巨大,往往不顾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律采取强行鉴定的方式来认定犯罪金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伪劣商品是否进行鉴定,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对于不应该进行鉴定的案件强行鉴定,不仅在法理上也不能成立,而且会造成同样金额的犯罪,对未遂犯的处罚高于对既遂犯处罚的悖论结果。     

论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价格鉴定”

司法机关在认定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金额时,为了突出犯罪金额的巨大,往往不顾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律采取强行鉴定的方式来认定犯罪金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伪劣商品是否进行鉴定,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对于不应该进行鉴定的案件强行鉴定,不仅在法理上也不能成立,而且会造成同样金额的犯罪,对未遂犯的处罚高于对既遂犯处罚的悖论结果。     

应重视预防未成年犯罪“二次犯罪”

对未成年犯罪从轻、减轻处罚,已成为社会共识。如何对已触犯刑罚的未成年人选行“二次犯罪”的预防,还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1961—2009年俄罗斯社会犯罪问题浅析

从1961年到2009年，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为主要社会问题之一的犯罪情况也在发展变化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犯罪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同时期的犯罪状况究竟如何？社会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在此之前，笔者先简要介绍一下俄罗斯刑法典的发展历程。     

电子商务领域犯罪及其对策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因特网作为工具和媒介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伴随而生的电子商务犯罪也日渐成为问题。本文以电子商务犯罪类型的分析为切入点,探讨了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的缺陷,并提出相关对策。     

聋人犯罪特点与防治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市聋人有组织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聋人在社会中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但聋人犯罪群体却依靠群体优势实施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危害。我国刑法典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在实际司法过程中,需要对聋人犯罪进行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区别对待,了解聋人犯罪的原因和对社会的实际危害性,对其犯罪特点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准确适用法律,才能更好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大义灭亲”的刑事责任分析

刑事责任被普遍认为是犯罪与刑罚的中介。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法律特征是刑事违法性。[1]具备犯罪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的行为就必然受到刑罚处罚吗?作为犯罪与刑罚间纽带的刑事责任是否真起到了桥梁作用,即是否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要承担刑事责任,是否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承担了刑事责任?本文以大义灭亲为引,试分析在这类案例中,刑事责任的归属和轻重,以明示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缺陷,促进公民法治意识进步,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