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初探

<正>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发掘案件事实,追查犯罪嫌疑人为目的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和强制措施,而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制约较少、救济较难、司法化水平最低的阶段。为了抑制侦查活动中过于膨胀的侦查权力,规范侦查活动,避免错案,国家制定了侦查监督制度,其目的在于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至于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立法者无法预估的情况,侦查监督制度的监督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我国侦查主体的重构

在我国,要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其前提必须查清案件事实,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而这一任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由侦查主体完成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主体主要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条、第225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时,可以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侦查权;对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分别由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行使侦查权。这些主体在权力配置上,将侦查权依案件性质进行平面分配,这种配置方式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总体原则。另外,我国民间出现的私人侦探或民间调查员的定性及其在我国合法化的问题也是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这些私人侦探们大都以跟踪、偷拍、偷摄、窃听、查账等种种方式,为委托方服务。这些调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侦查权是交叉的,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行使的就是一种侦查权,也是我国的实质上的侦查主体。实践中我国侦查主体的设置及权利的分配,产生了一系...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研究

在权利易受权力侵犯的刑事诉讼场域,建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理论、诉讼主体理论以及人性恶预设理论的必然要求。权利救济内容不完善、救济义务主体不中立以及重要权利救济方式的缺失,是当前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我国应树立程序正义、救济为民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完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设置相对中立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以及增设财产保护令等。     

试论现代警务工作与媒体应对

在当前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警务工作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理念,如何实现警务工作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目的,同时如何对侦查机关的公权力进行制约,开始成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因此,探讨作为一种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社会舆论力量与现代警务工作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与人权保护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的公权力机关获得案件关相关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人权保护则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目的,两者在实践操作中存在一定的矛盾,结合人权的定义和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来看,人权保护应该首先体现在侦查讯问的整个过程之中,然而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背反之处,笔者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提出了对于实际操作中关于人权的保护对策,其重点在于如何加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以及如何对人权保护转变观念。     

论中国侦查监督程序的完善——以确立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为路径

侦查程序作为一个对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程序,其权力的行使过程必然需要有有效的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然而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虚无情况严重,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现行侦查监督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和侦查行为司法审查的缺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侦查监督程序进行完善,以确立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为路径,通过有效的监督来平衡国家安全价值与公民个人自由价值权利和保障在侦查程序当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不受侵犯。     

侦查法律属性的中外比较分析

侦查的性质必须要根据侦查自身的根本目的来予以界定。从社会功能系统的角度来看,侦查的性质为一项旨在维护刑事法律公正的刑事司法活动;而从侦查授权法的角度来看,侦查的性质则是一项旨在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刑事诉讼活动。该两种表述的基本原理与内涵是根本一致的,是对同一问题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进行解读的结果。从中外侦查立法的异同比较出发,对侦查法律属性问题的以上基本观点进行了具体论证。     

论人权保障与侦查制度的完善

我国侦查制度历来偏重于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障，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为刑事诉讼领域加强人权保障提供了依据和要求。文章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对现行侦查制度的缺陷及侦查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希望通过具体制度的完善来促进、强化侦查制度整体的人权保障功能。     

论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以强制侦查行为为视角

进行强制侦查行为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对其有效约束乃法学界较为关注的事情。加快切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对包括强制侦查行为在内的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切实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侦查行为法制化的必由之路。     

论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法治化

技术侦查为打击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信息引导,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对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不足,技术侦查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权力滥用等问题。对技术侦查现状进行研究,以期将技术侦查早日纳入法制轨道有所裨益。     

论我国公诉实务中的人民性

公诉是一种公共利益性质的诉讼。公诉权应当被理解为代表人民提请法院追究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在一定条件下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力。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刑事诉讼启动程序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开端，其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能否顺利进行，对实现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以立案作为程序启动标志的立法和司法现状以及对现行刑事诉讼启动程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的角度进行论述，以期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加以完善。     

检察院侦查监督权改革研究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基本的、独立的诉讼阶段,强化侦查监督权不仅是避免侦查过程出现违法现象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以检察院侦查监督权改革的现实背景为论述切入点,提出我国检察院侦查监督权改革的具体对策。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补充侦查制度

补充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它是在原有侦查基础上继续进行侦查的活动,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诉讼监督权、公诉权的有效途径和必要保障,对于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惩治犯罪及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及保障人权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有必要对现有的补充侦查制度及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充分发挥补充侦查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立法本意。     

庭审中心主义理念下我国侦查模式的革新

庭审中心主义是我国在2013年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它是对刑事诉讼构造的一种表述,也是刑事诉讼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会议指出审判案件应以庭审为中心,"要切实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是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庭审中心主义制度的确立也意味着在我国实施已久的侦查中心主义模式的审判方式的终结。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关系到追诉机关能否有效地追究犯罪,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在庭审中心主义新的理念下我国侦查程序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改革将是目前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会是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建和谐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环境刑事诉讼程序问题的立法思考

环境刑事诉讼是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保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的环境利益而采取的司法救济措施。也是环境刑事诉讼的主体为了保护人与环境的共同利益,揭露和证实环境犯罪,追究环境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处理程序。环境刑事诉讼程序作为特殊诉讼程序中的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则和程序。由于环境刑事诉讼受到国家司法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制约,在立案制度(立案标准、立案管辖)、审判制度(环保法庭设置)等方面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只有运用立法手段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完善中国环境刑事诉讼的理性选择。     

从道德角度透视公共权力主体与反腐败

<正>公共权力主体与腐败我们都知道,作为行政体系主体的政府,拥有高度的垄断权。实际上,这种垄断权既是其代表国家实现行政职能所必备的条件,又是其中一些官员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而来谋取私人利益的客观基础。公共权力是以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     

秘密拍摄侦查行为的正当性控制探析

秘密拍摄作为一种重要的秘密侦查措施,其所取得证据具有优势性,但其具有易受侵权性,既有正当性又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体现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内在价值冲突。秘密拍摄侦查行为的正当性既有其法理基础,也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其负面影响体现在对公民隐私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的侵犯,以及对司法伦理的挑战。作为"必要的恶"其正当性应严格控制,超越必要限度的"恶"具有可罚性。     

新刑诉法对反贪侦查方面的影响

我国新的《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推广实施,对于反贪侦查程序方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为此应提升证据制度力度;加强侦查措施.     

论警察道德对警察权力的制约作用

警察权力与其他国家权力一样,具有二重性和易腐性的特点。二重性是指因警察权力固有的矛盾性,在行使过程中产生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警察权力不仅代表着责任和义务,而且也意味着权力主体的利益,因而警察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会产生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