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履行可能性”对赌裁判规则

从对赌第一案“海富案”法院认定目标公司与投资方签订的对赌协议无效,到“华工案”认定对赌协议有效,再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对赌协议效力明确认可,并要求目标公司履行“合法减资程序”的规定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于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越来越宽松,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履行可能性”将成为司法裁判导向。     

归一性股权转让协议法律效力探讨

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关于归一性股权转让协议之效力有着对立的两种观点,即无效说与有效说,从而导致了该类案件在司法审判及工商登记等活动中认定归一性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观点不统一,往往是一案一判,对此类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和统一,为此,有必要以具体的立法形式进行完善。     

论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的区分

通过分析华电公司决议撤销案的争议点,引出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在内涵、形成方式、针对事项、效力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别。商事实践中出现不少违反股东协议的公司决议,其效力如何,可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在股东自治与交易安全及效率上作出选择。     

对赌协议中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现金补偿条款的效力研究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富投资一案中对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现金补偿的对赌方式持肯定态度,并登载在2014年8月第214期公报上,对后续签署的对赌协议及裁判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溢价增资中,该种现金补偿扭曲了对赌协议估值调整本意,也可能损害目标公司控制股东、债权人利益而有被撤销风险,且司法实务中现金补偿方式亦存在因显失公平被撤销的风险,建议本着估值调整之本意选择现金补偿主体及合理的计算方式。     

由对赌协议效力之争看我国种类股制度的构建

对赌协议作为投资风险规避机制在我国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其效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对赌协议的存在凸显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缺陷,尤其是种类股制度具体设置上的空白,也从侧面证实了完善我国种类股制度的必要性。具体来说,特定类型的种类股可以取代对赌协议在现实中的作用,同时能够回避对赌协议效力的争执,例如利润分配优先股、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附赎回权事项的种类股、可转换股等。但种类股制度构建意义之深远,不限于此。     

由对赌协议效力之争看我国种类股制度的构建

对赌协议作为投资风险规避机制在我国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其效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对赌协议的存在凸显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缺陷．尤其是种类股制度具体设置上的空白,也从侧面证实了完善我国种类股制度的必要性。具体来说,特定类型的种类股可以取代对赌协议在现实中的作用。同时能够回避对赌协议效力的争执,例如利润分配优先股、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附赎回权事项的种类股、可转换股等。但种类股制度构建意义之深远。不限于此。     

科创板中对赌协议的效力及适用

科创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大举措,从决定设立、到制度设计、再到现在的有序推进,其对国家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赌协议一直是证监会对国内上市企业的关注热点之一,也是科创板问询中的热点问题。对赌协议(VAM,"估值调整机制")在PE、VC机构中的投资条款十分常见,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激励被投企业股东或管理层。根据投融双方的需求,对赌协议可分为对赌业绩型、对赌上市型和混合型三大类。常见的对赌协议条款包括现金补充条款、股权调整条款、股权回购条款、附期限回购条款、特殊股权条款等。对赌协议的效力有不同的观点,有无效论、可撤销论、有效论。对赌协议的效力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如从民商法解读、法经济学分析、金融法解读。     

股东虚假出资的认定及责任浅析

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关系着公司的运营、资本的充足、乃至公司的灵魂。如今很多涉及公司方面的案件中,股东的出资纠纷越来越成为此类案件的重头之重。而我国在股东虚假出资方面的立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就对于股东的虚假出资方面的认定呈现出不同的疑问和争议。根据股东出资方式的不同,认定虚假出资的方式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对于虚假出资的认定的不同,更加影响到对于股东虚假出资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的确立。     

浅析全国首例私募对赌条款无效案中的法律适用

如今,私募股权投资(PE)成为金融界一个新的亮点,也成为融资困难的中国中小企业的一种新的融资渠道。但是,PE对赌条款的合法性一直饱受争议。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对赌条款被判无效第一案的二审审理中,法院竟然援用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明为联营,实为借贷"判决对赌条款无效。作为20多年前颁布的司法解释,其适用在今天应当更加谨慎,一方面是经济情况已经显著不同,另一方面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界定的概念。立法和审判实践应当充分认识融资行为的实质,并努力克服法律的滞后性,才能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基于最高院公报相关案件的研究

在众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中,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消费者与经营者各执一词,而法院的判决标准也不统一。文章基于对最高院公报中相关案件的研究,试图在确定立法基准的前提下,将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予以具体化。     

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对我国的启示——评谷物处理公司案

"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的计算往往需要在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和专利产品销售量的减少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美国谷物处理公司案确立的规则为:在认定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和专利产品销售量的减少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需要考虑侵权人如果不侵权,采用非侵权方式和权利人进行竞争的情况。相比之下,我国一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过于宽松,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考虑非侵权替代技术是否存在。     

业内建议反垄断法细化认定标准

正《法制日报》11月21日报道:"3Q大战"随着最高院一纸判决,最终让这起纷争多年的互联网案件画了句号。但是关于互联网企业垄断问题的争议却远没有停止。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由于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很大区别,现行反垄断法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方面,明显不适应互联网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我国反垄断法在互联     

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一直是司法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在这类涉及股东资格认定的案件中，理论研究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各种不规范的操作方式也层出不穷。本文试对不同情形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进行分析、探讨。     

公司对外越权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越权担保合同有效、无效之间的取舍本质上是在公司利益、股东利益与担保权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取舍,但是不同主体的利益并不存在必然的位阶高下之分。在越权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上,应以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为宗旨,区分不同类型公司作为担保人时的调查成本、救济成本,采取最能有效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的效力认定方案。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

我国代表诉讼制度于2005年由《公司法》和《证券法》初次确立,但对于"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我国尚缺完善的法律规定,理论争议较大。法院受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应当告知公司参加诉讼,但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加入诉讼中去;若公司加入到股东代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地位更契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则且更符合现实需要;公司未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现有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及《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所拟定的法院"应当通知公司参加诉讼"制度和"诉讼调解参与机制"能够较有效地维护公司利益。     

股东身份确认之“1+N”模式

一方面,公司法上前沿问题如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衡平居次原则、股东代表诉等疑难问题的解析都必须围绕股东这一主体要件展开,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属于公司法上的基础性理念;另一方面,尽管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3条对股权归属争议进行了规定,但该条款过于原则性,难以明晰司法实践中股东身份确认案件的标准。尤其当遇到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增资扩股等情形,需要将合同法与公司法结合并解决股东身份问题时,审理者容易掉进"纯合同"的陷阱中,以合同论合同,不考虑公司法律制度本身。笔者根据司法实践中积累的审判经验,并结合公司法,大胆地提出确认股东身份案件之"1+N"模式,即1个中心点(民商事法律关系)来确定股东身份,N个履行行为作为辅助元素进行补充认定,以期统一规制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东身份确认案件。     

论忠诚协议

婚姻法中第46条引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后,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签订"忠诚协议"来捍卫自己的婚姻。对于忠诚协议的效力是否予以承认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基于对两种观点的分析,认为忠诚义务是《婚姻法》明文规定的法律义务,违反它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忠诚协议的效力应该予以承认,同时忠诚协议是与人身关系有关的特殊协议,对其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即对其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制。     

论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

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破产法目标实现之间矛盾关系的冲突点。破产解除条款与《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中的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具有功能上的一致性,为避免合同僵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上应认定有效,只有管理人确认继续履行合同符合程序条件和实质标准时,才否定其效力。而破产变更条款会实质性阻碍破产法目标的实现,原则上应认定无效,只有在符合概括式豁免规则时,才认定有效。概括式豁免规则可参考英国破产法中的公允对价理论、瑕疵资产理论和善意的商业安排理论等进行规则设计。以破产解除条款与破产变更条款为一般模式,明晰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办理破产"便利化的有效举措。     

论融资公司作为现金补偿型对赌条款主体的效力判定

对赌协议已经成为我国融资市场所广泛采用的风险防范工具,但是我国法律并未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特别是融资公司是否能作为现金补偿型对赌条款合同主体,理论界与学术界都是莫衷一是的态度。笔者以为目前否认这种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的做法是欠妥。本文将从案例入手,继而分析否认融资主体成为现金补偿型对赌协议合同主体的弊端,从而得出应当承认这类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并予以法律限制的结论。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研究——以“腾讯诉世界星辉公司”案为例

腾讯公司与世界星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由于一审和二审完全相反的判决产生众多热议。法院对类似过滤广告案件几乎持一致态度:属于不正当竞争，司法实务的相同判决在学理界却引发极大争议。通过梳理比较有关浏览器过滤广告的裁判文书，发现不同法院之间仍存在些许分歧，主要表现为浏览器一方当事人对“免费＋广告”商业模式的破坏是否违反了商业道德、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以及是否给视频网站一方造成根本性损害。文章认为单纯的浏览器过滤广告是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创新，具有正当性，不应该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