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会展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江西会展经济的发展受到经济总量不足、地区辐射力较弱、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制约.网络会展,以其低投入、高效益的优势.成为江西会展经济突破约束的必然选择.江西会展业可以借助互联网赢得后发优势,开拓发展空间、聚集新的竞争力.     

我国地方财政策略性行为研究及空间溢出效应估计

本文基于财政学视角,利用中国省际时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地方财政策略性行为的结构性特征,空间外溢性。研究显示,我国地区间财政政策相互影响,地方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策略性博弈行为,税收竞争选择物理空间相邻的地区为对象,而支出竞争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为对象,地区政府主动进行税收竞争和基本建设支出竞争,被动接收民生竞争。地区环境与社会等难以观测因素的变化会对临近地区的财政决策产生冲击,同时本文进一步估计了相关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量化了财政外部性。     

中国金融机构竞争程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有关竞争力及我国金融发展方面的研究,继而根据金融市场化程度研究方法计算出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标,这也是衡量金融机构竞争程度的指标。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较高,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较低,东北部与中部居中,区域差异较明显。最后本文分析了造成区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地区专业化空间演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国际分工视角出发,比较本土经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地区专业化空间演化特点。通过空间面板分析,重点考察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下新地区专业化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该种新地区专业化能力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作用,其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下的一般专业化发展对新地区专业化形成具有阻碍作用;工业集聚、市场化程度、高素质人力资本等是新地区专业化在更广范围内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省域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及溢出

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ML模型对全国30省2004—2016年的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探讨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动态演进规律,省域间物流发展协调度有待提高;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表现为生产率较高的省份趋于相邻,生产率较低的省份趋于相邻;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交通网络密度、物流能源强度、交通运输强度和人均GDP,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正向溢出效应最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溢出效应为负。     

家族治理、制度冲突与企业间接掏空行为研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8-2012年间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制度冲突与企业间接掏空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与企业间接掏空行为正相关,即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较高的掏空可能性;家族股权集中度会抑制家族控制对企业掏空行为的促进作用,企业的隐性风险降低;市场化程度会影响家族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隐性风险的调节作用,即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家族企业的风险较低,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家族企业的风险则较高。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

本文借助30个省区2001～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制度环境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中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抑制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高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我国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发达省区;在制度环境具体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非国有经济发展、 产品市场发育情况、 要素市场发育情况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健全五项市场化程度及经济开放度是关键维度,也是制度改革的关键.     

要素市场扭曲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工业行业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空间纠正系统GMM法实证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和环境污染均存在空间自相关,环境污染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要素市场扭曲延迟了经济规模和行业结构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的临界点的到来,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分区域和分行业类型,要素市场扭曲均加剧了三大地区和三类行业环境污染,但要素市场扭曲对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污染影响最小,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技术进步、行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提升和加剧腐败提高了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污染程度,通过影响经济规模、增加出口、吸引外资减少了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污染,而要素市场扭曲通过上述渠道导致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据此,需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改善环境质量.     

美国与中亚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加之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地缘重要性相当显著。中亚五国及阿富汗和里海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美国在中亚的利益中最关键的是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合作。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本文将探究其原因,分析制约双方经济合作的因素并得出对中国的启示。一、阻碍因素第一,中亚经济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总体来说,中亚各国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面临着从腐败、政府效率较低、     

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城市化是一种空间聚集现象,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均密切相关。本文运用协整模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动态计量分析方法探讨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间的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结论、提出对策。     

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途径

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全国乃至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整体组织化程度较低。本文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具体表现,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途径。     

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建立动力机制是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动力因素可分为专业化生产、市场机制等内生动力因素和政府指导与扶持、产业化经营等外生动力因素。各种动力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发挥地方政府推动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共同构建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动力支持体系。     

西部地区民生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民生金融日益发展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薄弱环节和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受民生金融收益主体抗风险能力较差、支持力度不足等因素影响,民生金融发展还存在较大的风险和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民生金融发展问题更为突出。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民生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强西部地区民生金融风险管理的对策,以期促进西部民生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金融集聚度评估指标体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集聚区作为现代商务产业的核心聚集区,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运行环境,如北京的CBD及金融街,上海的陆家嘴等都有金融聚集现象,其实国内其他城市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金融集聚,只是程度不同。为了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内金融集聚发展、地区间的经济金融合作,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可量化的指标时每个地区的金融集聚度进行评测,从而为地区建立或发展金融集聚区提供参考。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调研和发展展望

本文通过调查当前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程度、发展现状、市场化程度和供求情况,利用真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运用SWOT分析法研究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市场化进程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探索加快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路径。     

金融市场化与地区发展不平衡:规模主导还是效率主导

随着近年来金融市场化路径逐渐清晰,金融改革如何影响地区发展不平衡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将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之后,发现“规模”效应主导还是“效率”效应主导是决定金融市场化与地区发展不平衡之间关系的关键.借鉴中心—外围模型思想,本文从金融市场化角度对Kuznets曲线假说进行重新解释,提出了理论假设,最后基于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测算及空间分解方法,使用1997—2009年省级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取决于外围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而“规模”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所以金融市场化加剧了总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虽然金融市场化对东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中国西部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从区域市场化进程视角出发,从理论层面分析推动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于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并运用中国1997—2013年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于一个地区市场化进程与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关心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经过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后,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角度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面对WTO打造西部商贸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指日可待，作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难得发展的机遇。怎样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西部政界和商界人士极为关注的问题。     

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收入效应和资产效应 ——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研究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的影响.考虑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变量的潜在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应用AI稳健标准误进行倾向得分匹配(PSM)估计,并用MLE方法估计处理效应模型(TEM).实证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显著增加,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其影响显著不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收入效应明显较大,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资产效应明显较大.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显示,与非农民合作社成员相比,加入农民合作社导致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分别增加16％和45％.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实证发现的潜在政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