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公司层面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公司层面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不同,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因素也不同。研究结果发现债务对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有显著影响,而对第一大股东为其他性质的公司不明显。同时发现股权制衡度对控制权私人收益具有正向关系,流通股比例对控制权私人收益具有负向关系,转让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控制权私人收益负相关。     

政府干预、控制权私人收益与国有企业并购研究

文章以中国制度环境为背景,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收购与反收购动机。通过构建企业收购与反收购模型,考察了管理者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并购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政府干预补偿了管理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越有动机进行反收购;如果政府干预降低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没有反收购动机。模型还发现管理者持股比率、公司规模、自然世界状态均对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影响。     

公司控制权转移中的控股股东行为分析与权利制约

本文基于公司并购动机理论,揭示了我国控股股东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市场制度缺陷较大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单位成本越低,控制权私人收益发生率越高,结果导致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并购行为被扭曲,低效率的并购频繁发生。提出规范和制衡控股股东行为     

公司创业投资与企业控制权配置： 基于技术契合视角

控制权配置是创业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公司创业投资母公司与被投资企业间的技术契合水平是影响创业企业控制权配置的重要因素。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文章构建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不同控制权收益影响下创业企业控制权配置数理模型,分析技术契合水平对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配置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文章运用公司创业投资支持的97 家上市企业3 年非 平衡面板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模型检验我国公司创业投资母公司与被投资企业间技术契合水平对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公司创业投资者战略收益较小、创业企业家私人收益较大时,双方技术契合度与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的剩余控制权呈非线性倒U 型关系;当公司创业投资者战略收益较大,创业企业家私人收益较小时,双方技术契合度与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的剩余控制权呈非线性U 型关系;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的特定控制权与双方技术契合度正相关。     

基于控制权收益的大股东与公司治理关系分析:文献综述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来阐明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首先论证了大股东存在的普遍性,并指出了控制权的共享收益与私人收益是股权结构集中化与大股东出现的主要动力;然后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尽管大股东有动力和能力来监督管理层,但是它们也会对小股东进行掠夺;最后明确了大股东的掠夺是中国最严峻的公司治理问题,因而大股东(股权集中)并不一定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     

剩余控制权的不同形式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GHM不完全合同基准模型中,剩余控制权来源于物资资产的财产所有权。伴随企业组织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GHM模型中古典意义的剩余控制权也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根据剩余控制权的不同来源,本文将其细分为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两种形式。间接控制权及控制权收益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转移到了剩余控制权的有效行使上,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发生了变化。     

控制权私有收益、公司治理与非效率投资研究

文章在考察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引起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机制对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治理效果。具体而言：股权集中度越高,控制权私有收益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越大,企业越易发生非效率投资;股权制衡和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加,有助于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导致的过度投资;高管薪酬能显著缓解控制权私有收益对投资不足的影响。     

股份企业控制权与收益理论探讨

本文对国内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理论发展进行回顾并从委托代理、利益攫取两方面评述控制权与私有收益的关系,对大宗股权交易溢价法、大小宗股权交易差异法等测量方法进行分析,以找出适用我国股份企业对控制权私有收益测量方法,为探讨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理论现状和测量方法指明方向。     

控制权安排和企业融资结构--控制权安排的承诺作用和激励作用分析

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存在双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是因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存在关于项目实现利润高低的私人信息导致的“撤谎”问题；二是因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关于经理人是否努力的私人行动导致的“偷懒”问题。本文认为，这两类问题都需要借助控制权来解决，控制权对于投资者的意义在于保证回报的安全性；对于经理人的意义在于带来控制权收益，这形成了控制权安排的承诺作用和激励作用。本文通过对控制权这两种作用的相互影响的分析讨论了企业最优融资结构的决定。     

投资者保护、金字塔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2004年-2007年度非流通股交易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为样本,基于投资者保护角度研究金字塔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研究发现,两权分高度、金字塔结构控制层级、控制链条及其复杂程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显著正相关,金字塔结构实质上成为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传送带;进一步检验发现,投资者保护环境的改善在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同时,还能抑制金字塔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正相关性。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控制权溢价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为样本、以控制权溢价为切入点,主要通过研究目标企业中协同效应动机和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动机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进行实证并提出相关建议。     

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治理

集中的股权结构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股权集中的情形下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股东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侵占小股东利益,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这种大股东侵害行为最为常见.控制权私有收益来源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它是通过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票权和经营权的控制来实现的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经营权的合理分布 因此,公司治理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测度方法的相关研究综述

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其主要目的在于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目前我国关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研究较少，而且现有文献中使用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度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概括了国内外关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不同度量方法，对现有方法进行了分析及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效应

本文通过对现代企业理论关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含义和相互关系的综述，总结了两者合理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分析了各自对职业经理人所表现出的激励效应．作者认为剩余控制权带来的控制权收益往往对职业经理人产生更大的激励效应，而这些效应同时会对企业股东带来负的外部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治理过程中尤其明显。因此。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是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对经理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最重要的原则。     

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抑制

中国资本市场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也是一个正在发展完善的新兴市场．在实现由股权分置到全流通的历史变革后．适度有效地抑制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既能激励控股股东控股．又不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害．降低市场机制效率。     

家族企业控制权让渡及其治理模式演进的研究

家族企业控制权的让渡是治理结构转变的关键变量.但由于企业主的"集权情结"和经理人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家族企业控制权的让渡面临着"控制权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的风险,导致了控制权让渡的失灵和家族治理结构的锁定行为.本文对家族企业控制权难以外部职业经理人让渡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分析,并且在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不同维度上,提出了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模式以及如何实现控制权的顺利让渡.     

不同成长性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2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选定指标的综合得分衡量企业的成长性，实证检验成长性、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成长性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高成长性企业的投资支出显著高于低成长性企业的投资支出；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控制权私有收益动机下，大股东会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但实证结果显示低成长性企业中，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控制权收益与国有企业并购的产权障碍研究

本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控制权损失不可补偿性假说”,在此基础上指出,由于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及其诸多特性,国有企业并购面临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巨大阻力。因此,行政力量介入国有企业并购的过程是必需的,但行政力量介入国有企业并购只能以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为最终目标。     

美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借鉴

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所有权演进与控制权安排，论述了家族企业治理的效率，并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指出代际传承、融合社会资本和建立剩余控制权激励机制是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     

广东省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当企业的控制权发生转移,公司治理机制将会发生变动。本文以2004年标的为上市公司股权(标的属广东省)且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股权交易案为研究样本,旨在分析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因并购主体产权性质的差异性,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在角度与程度上各不相同。总体来说,控制权转移将促进公司治理主要在弱化内部人控制、行政干预减少及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三个方面得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