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经济自由度差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及范围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鉴于此,本文采用2015年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文化距离和经济自由度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越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必须增加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缩小文化鸿沟,扩大经济影响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群的升级,从而优化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分布,提高投资效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双因素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6~2010年为样本区间,研究了文化双因素对中国FDI的流量及存量的影响,在文化距离维度方面分别考虑了Hofstede文化维度和GLOBE文化维度。结果发现FDI流量与Hofstede文化距离不显著相关,与GLOBE文化距离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FDI存量与Hofstede文化距离和GLOBE文化距离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FDI流量和存量与文化相似度在两种情况下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研究表明,从更全面的文化因素视角看,GLOBE文化维度相比于Hofstede文化维度在研究FDI中更为全面和适用,而且文化相似度与文化距离相比对中国FDI的影响意义更大。     

多重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联合影响效应研究

通过选取81个中国OFDI主要国家(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维距离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组态视角探索多维距离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均不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高偏好组态的必要性条件。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有4条,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具体归纳为距离逃逸型,异质距离偏好型与高经济距离和低文化距离引领型。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稳定性较强,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不同组态下各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且特定市场情境下部分距离因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的凸显。本文利用1991—2010年期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与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行业分布,以获得更显著的技术促进作用。     

贸易顺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涉及的行业呈多元化,但技术含量偏低。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急速上升。鉴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运用协整方法将贸易顺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贸易顺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效应,但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出口和OFDI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研究意义在于根据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制定适合的政策与措施,使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本文根据中国1982年-2014年的OFDI、出口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构建了回归模型,得出二者为互补关系并提出建议。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文化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

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可忽视,对文化差异的度量有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两个方面,其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两者应区别对待。结合我国引资现状,发现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不确定,而心理距离却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负效应。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影响的基本理论。然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采集1983年-2004年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规模较小等方面原因,对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影响不大,对金融账户影响不稳定,与国际收支余额不存在因果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凸现。借鉴CH模型,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我国应加大引导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对近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信贷危机逐渐显露出来,随后通过金融市场和贸易渠道向世界各国蔓延,形成了当前新一轮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直接投资是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途径.     

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角度,基于2003—2017年我国23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地区间的产业结构效应仍存在差异。现阶段我国政府要因地制宜进行对外投资活动,通过有效引导提升对外投资水平。     

浅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机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区位分布以及投资模式日益成熟,这些都为全面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逐步增加,其存在的诸如并购整合能力欠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此,我国制定了许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运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结构特征研究

为了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保证关键资源的供给,中国政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急剧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及结构特征,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对外投资发展结构在区位上侧重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在行业上则侧重于以贸易导向为主的服务业和以资源导向为主的采矿业;在主体上有限责任公司占主要地位,国有企业比重大,但在投资额度上,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势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发展迅速,但对外投资水平较低,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上严重失衡。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