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以政治学的视角分析

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整过程。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各民族问如何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事关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败。     

我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以政治学的视角分析

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整过程。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各民族问如何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事关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败。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

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源则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归根到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构建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基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实践提出了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需要。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看来，中国政治经济学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理论硬核以及周边的诸多保护带共同构成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这一理论硬核的基础上，在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的引导下，调整、变化甚至替换理论硬核“形式”和周边保护带的过程。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特征在于对新事实的准确预判，因此必须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以机敏和开放的姿态面对隐匿于经济新现象中的新趋势。应以高度理论自信整合、消化现实“反常”,并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对理论内容作出契合实际的调整和革新，由此构建起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规范知识与再造知识——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为例

政府主导的“抢救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项目无疑为民族医药的发展开辟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但是在发掘整理过程中，往往有一些民族医疗实践因为不易普及、难以言说而无法为规范化知识体系接纳。如何理解打造民族医药过程中的知识生产？知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着眼于讨论发掘整理所生产的规范性知识，与落在规范化之外的医疗实践，以及这两条线索之间相互交错互为生产（再生知识）的关系。既不否认规范性对知识生产的积极作用；也关注落在规范性知识之外，或由其派生的新的“野”知识，为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一些可以参考的思路。     

否思社会科学:国家的迷思

本文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取向提出质疑,目的在于对此一知识取向所隐含的那种把国家实体化的预设不予追问的现象进行批判,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有关分析单位的讨论并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从美国“新经济”看另国家创新系统的重建

在新技术革命对全球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全新影响之际，“新经济”的概念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使用。而“新经济”的实质在于国家创新体系绵有效性。因此，在我国有必要重构国家创新系统，但中国未来创新系统的重要 结合国情，在构成上以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教育和培训为主核，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市场为激励机制，以推动知识流通为中心，创建体系与创新相适宜的法律、金融及文化环境，进而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一、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 人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所以，建设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给出的定义，国家创新体系是指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传播新技术，它由知识创新系统…     

新中国初期公费医疗制度建设研究——基于反浪费的视角

新中国公费医疗制度1952年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1956年,制度建设中的奠基工作基本完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公费医疗制度。新中国初期公费医疗的施行,对增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健康,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公费医疗中浪费超支现象也随即出现,并渐变为一种普遍性的严重问题。严重的浪费超支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舆论的集中关注,1957年开始,在"勤俭建国"方针的指引下,以改进制度为主要应对思路的"反浪费"工作在公费医疗领域深入展开。该项工作一直持续至1965年,改进符合当时实际,其间取得过一些效果,但终因情况过于复杂,未能完全收到预期成效。     

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自觉回馈还是战略选择

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关键高管的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数据,实证检验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及其各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和公众责任,但对政府责任、员工责任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除政府责任外,对企业其他维度的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政治关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具有战略选择现象,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监管。     

“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正面临着两大制度变迁挑战,其一是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弱化,其二是伴随着单位制式微而掀起的社区运动,在这两个向度的影响下,城市公共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比如邻避）中突。论文以美景花园反变电站事件为例,运用“动员能力与反动员能力共时态生产”框架,分析并解释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相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邻避抗议层级螺旋式提升;邻避行动议题难以拓展;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涉及具体利益诉求的邻避冲突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常态,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有无冲突,而是能否把这些冲突纳入制度化途径,即建构一种基于“制度缓解”的、恰当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     

中国人的“大公平观”及其社会运行模式

同西方正义与公平理论相比较,中国人的公是在私的反面提出来的,其不确定性导致它需借助于天道观演化来表现。中国思想家对天道的不同设定导致了大公平观内部的张力。反映在社会建构上,即是等级性与开放性并列运行。由于大公平观中的“公”具有无归属性的特征,因此它在分享性和时运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并导致了中国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以其为基础的,而中国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公众循环经济认知率调查：思想与行为认知差异

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认知水平是保障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将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认知分解为＂思想认知＂和＂行为认知＂两个维度,以全面反映公众对循环经济的认知水平。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析了公众对循环经济的＂思想认知率＂和＂行为认知率＂。研究发现,公众对循环经济的＂思想认知率＂较低,平均值为57.24%,而＂行为认知率＂较高,平均值为72.27%。探讨了＂思想认知率＂低于＂行为认知率＂的原因,并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提出了提高公众循环经济认知率的措施建议。     

日本汽车“整零”关系模式及其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启示

日本汽车产业不但推动了日本国内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而且在全球汽车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之所以如此,与其先进的"整零"关系模式是分不开的。日本汽车产业"整零"关系是供应商承担"一揽子委托",组织体系呈金字塔式,整车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对下游供应商进行渗透,资产专用性投资程度很高,其效果是:形成规模经济,减少内部成本;达成知识共享,促进产能提高;实现双向提升,增进关系稳固。我国汽车产业"整零"关系具有诸多局限性,应借鉴日本经验,处理好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形成"战略-利益"共同体,使汽车产业的"整零"关系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促进我国整个汽车产业的高速、高质发展。     

加强和改进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兼论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公共化转型的模式安排

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趋势在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共化。要建立超越企业自身体系的“大政工”体系,以整合社会资源、规约企业行为、协调利益关系、强化社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公共化转型的模式安排主要通过完善工作体系、落实保障措施、强化公共性平台来进行,以实现公共资源的利用与再造。     

关于经典产权经济研究的综合评述与判断

文章基于经典产权制度的7大模型,对经典产权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评述,无论是逐利动机模型、"公地悲剧"模型、交易成本模型、产权界定模型、微观产权模型、比较分析模型还是法经济分析模型,各有优劣,且它们之间并非结论一致。该现状反映了理论的中性与理论的非完美性。文章通过比较分析法,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产权制度理论在阐释中国问题时都有局限性,故而建议变通使用经典产权制度理论。之所以对经典产权经济的相关研究进行综合评述,目的是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产权制度做好铺垫,尤其是现在产权经济研究的走向问题,当它似乎变得不再那么红极一时,它的理论适应性是否可以在中国少数民族推广,是否能够为中国少数民族产权经济发展指引方向。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对民族精神的影响研究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其在明清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深远影响：树立了集＂忠义＂和＂神勇＂于一身的崇拜偶像—关羽,提升了民族笃信好义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增强了民族忧患意识。     

“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人行为的领域中,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伦理本位”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理论,它们之间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深刻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判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性”大讨论,作为这一讨论的典型代表,“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各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得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