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354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3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以组织制度建设破解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以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村为例的实证分析

社区通过组织制度和机制创新,以广泛的社区参与为基础,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村案例研究发现,以村两委为管理核心,合作社、保护中心、兴趣小组多级支持互动,社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人才振兴、组织管理、社会影响等方面产生一定成效,实践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道路。但是也存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程度不高,社区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外部性效益内化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创新一核多级,多元共建治理机制,强调赋予权力、增强能力、引入智力与内化动力并举、提高社区集体行动力和活力、重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等理念。     

社区发展基金: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创新性探索——基于四川省仪陇县社区发展基金的实证研究

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金融抑制的日趋加重是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一方面,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取向进一步加加强,而非正规农村金融的创新却依然滞后,由此导数的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趋势难以逆转,农民获得贷款的渠道越来越少.特别是由于我国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是农户居住分散、生产规模过小、经营风险较大,其大量存在的小额短期金融需求与现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模式明显错位.因此,如何在社区层面进行更能满足农户现实需求的金融创新,无疑是目前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基于此,本文通过总结社区发展基金这一新的参与:武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为农村金融创新和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了几点政策选择.     

探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基于铜陵市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的实践分析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亿万居民的切身利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解决政府部门与社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等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基于此,铜官山区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了新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一个核心三个体系"的社区组织架构有效地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为此,笔者进一步提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的论断。     

内群吸引、社会范畴与农民集体行动——基于广东S村景区土地续约事件的案例研究

土地流转引发的农民集体行动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忽视了对集体行动深层次社会根源的探索。通过对S村历经5年的景区土地续约事件的10余次田野调查,发现村民基于熟人社会下的价值观念相似性和土地股份制下的合作型互依而形成内群吸引,因结构性矛盾下的社会范畴化并产生的刻板印象而形成村民组成的内群和由基层政府与村委组成的外群,内群吸引和社会范畴协同发挥作用,导致了S村的集体行动。在景区土地续约事件中,村民从最初客观竞争,即物质利益竞争逐渐转向获得土地流转参与权的社会竞争,推动了集体行动的发展变化,也打破了原有的政经一体化结构,缩小了内外群权力的差距,使原来的上下关系变成三足鼎立的相互制约的社会结构,这对当地未来的土地流转将产生重要影响。     

“公地悲剧”何时谢幕——一位乡党委书记任职十年后的实践反思

农民土地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在9亿农民眼里,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生计、就业与谋利问题。从整体上看:如果说我国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有问题,那就是仅仅实现了农民在同一村落内部的土地分配相对平均,而没有真正地解决各地农民的“起点公平”     

推动黑龙江垦区社区建设新发展——构建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社区生活生产“闭合圈”

随着黑龙江垦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从构建生活生产两个"闭合圈"着手,探索垦区社区管理新模式,搭建管理综合平台、为民服务网络和服务管理体系,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对如何完善提高社区功能,实现社区管理建设创新发展,进行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建城、管城和兴城为出发点,以创新社会治理为着力点,符合建三江实际的、科学有效的社区管理新路子。     

“关系水权”与社区水资源治理——内蒙古查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产权的社会视角,本文分析了水权的社区实践及其运作机制,提出了"关系水权"概念。"关系水权"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背景和村民的灌溉管理实践中,是以村庄社区为中心演绎出的一种非正式的水权运作方式。"关系水权"中的"关系"包括村民个体间的合作、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村民的庇护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关系水权"与正式水权制度是一种共生关系,是村庄共同体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机制。同时,"关系水权"也是一种自主治理机制,是村民借助村干部的庇护,凭借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重新界定水权,实现水资源社区自主治理的实践。"关系水权"的运作是一把"双刃剑",存在均衡性与非均衡性两种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村民获得制度外的额外水资源,满足其自身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不均衡利用带来的水权纠纷及灌溉用水危机。农村水权制度改革应凸显村庄社区和村民的主体能动性,依托农民用水户协会,将"关系水权"中的积极因素制度化,最终在"社区水权"层面实现农村灌溉水资源的有效治理。     

构建统筹城乡发展长效机制的几个问题——以湖北省为案例的研究

适应新一轮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应积极探索并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即通过破解资金筹措、土地流转、农民就业和社保体系建设等难题,确保三个集中顺利推进,确保农村新社区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配套,确保农民长远利益,并真正形成农户和村集休(含企业)为主、地方政府支持为辅的新机制。目前农村构建长效机制的基本对策应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五个转变。     

寻求农村社区管理改革的渐进路线——关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农村社区管理改革的深度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后,广东佛山市及所属各区正在静悄悄地推进一场深刻的农村变革。改革是多方面的,有的区以产权改革为重心,有的区以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有的区以农村社区建设为改革突破口。佛山市三水区近期出台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一揽子举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调整。基层社区管理改革涉及很多复杂因素,各地都有探索。在理论上进行深度分析有代表性的做法,更有利于把握这方面改革的深刻含义。     

“农民工”：一个不宜再提的概念——“农民工”的伦理学思考

“农民工”指的是那些在城市中从事工业活动但保留农民身份的人。“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歧视性的概念,是一个不利于社会主义本质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充分实现、不利于人与社会、城市与工业发展的概念。总之,“农民工”是一个不宜再提的概念。     

从国家义利观到国家福利观：地方政府强发展逻辑下农民的国家观变迁——基于南京市溧水区转型社区的治理经验

转型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过渡的中间社会形态。“保留村”和安置小区构成转型社区的两种场域样态。本文在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遵循义利平衡到福利泛化的研究路径,运用“过程-事件”比较分析方法,基于南京市溧水区西旺社区的案例,考察东部地区强发展逻辑下的“保留村”和安置小区农民的国家观。研究发现,强发展逻辑表现为“保留村”的“强项目下乡”和安置小区的“公共服务泛福利化”。经历了“保留村”从“项目动员”到“项目造点”和安置小区从“以帮代管”到“高标托管”的转变后,转型社区农民的国家观从保持已久的国家义利观向国家福利观变迁,并产生了阻碍城镇化发展、解构农民组织化、削弱国家治理效能等后果。问题的破解需要正视地方政府强发展逻辑的负面影响,重塑农民的国家义利观。     

组织创新与贫困地区“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运行——河南、安徽试点案例研究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关键在于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农村基层社区的权利调整。政府、“村两委”与农民之间的权利调整涉及的是对农民的赋权,农民与农民间的权利调整涉及的则是对农民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农民间合作及农民与政府的合作对基层社区的权利调整实践具有重大影响。河南、安徽试点在国家向农民赋权的一些关键环节未能真正给予农民自主权利,使得试点难以真正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在农民之间权利安排的环节又给予农民太大的自主讨论空间,使得讨论制定出来的规则有利于社区精英,而不利于贫困农户。以有效的权利调整为依托,“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以缓解农民发展经济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推动农民能力建设和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这种组织形态蕴涵着推动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     

围绕新目标实现新跨越——嘉定区“三农”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十一五”期间,嘉定区“三农”工作发展迅速,取得显着成效,各项指标全面完成。“十二五”期间,嘉定将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围绕“新城建设出好形象、产业转型全市率先、社会发展市郊领先”的三大奋斗目标,努力实现“十二五”某定“三农”工作新跨越。     

呈贡县斗南镇松花社区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和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斗南镇松花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扼要分析如何推进当前新农村建设。     

转变发展方式 建设绿色宝泉——关于宝泉岭管理局争创垦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先进局的探索

<正>"十一五"以来,宝泉岭管理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管理局在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认真总结"十一五"成就,谋划"十二五"蓝图     

社会嵌入、差序治理与合约稳定——基于东进模式的案例研究

由于植根农村、涉足农业、带动农户,具有科层组织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被赋予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使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一般采取公司+农户联盟的订单方式运作。双方的持续合作是联盟组织有效运营的前提,其关键在于各方能够从联盟中分享到满意的合作剩余,而合作剩余的分配基本上由合约联结方式所框定。公司与农户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合约联结,取决于双方在系列经济社会约束条件下的博弈均衡。因此,特定公司与不同农户可以签订差异化的合约。差异化合约的履约与持续,需要借助嵌入在差序格局中的关系治理机制保驾护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东进模式案例表明,东进公司与周边农户的合作采取了多种合约联结方式,且不同类型农户与公司的合作均相当稳定,这是因为公司利用了嵌入在联盟组织内的乡村社会权威,从而便利地与农户缔结合约,并有效地对合约进行差序治理。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推动上海“三农”工作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7月12日,市农经学会和址海农村经渤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邀请有关老领导和郊区有关同志,围绕讲话精神,联系实际,就如何推动郊区“三农”工作,实现市委提出的上海农业现代化要走在全国前列、新农村建设要走在全国前列、城乡一体化要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行座谈交流。下面,刊登座谈会的部分交流发言材料。     

从“两大”入手 以产业化理念推进抓城、强工、带农——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绥化分局推进“三化”的实践与思考

<正>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绥化分局(以下简称绥化分局)推进"抓城、强工、带农",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跨越发展,要从发展专业大项、建设专业大场(简称两大)入手,要以产业化理念为引领。发展专业大项、建设专业大场,以专业化促产业化,以产业化促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为每"一化"的推进找到着力点,也为"三化"协调推进找到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