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 SV 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与金融开放度——中国的模拟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交易成本的货币政策产出效应模型,研究金融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作用。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运用校准法模拟金融开放程度对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最后,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开放度的增加短期内将削弱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金融开放度的提高将对长期产出调整起积极作用。     

财政政策产出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

尽管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条件下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但国内仍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Q1—2019Q4我国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类支出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产出效应,并就我国财政政策的金融周期特征进行了识别。结果发现：与金融繁荣阶段相比,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在金融衰退阶段更强;在金融繁荣阶段,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为负;财政投资支出的产出效应要大于财政消费支出;我国财政政策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顺金融周期特征。有鉴于此,逆金融周期的财政调节与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财政当局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企业产出视角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研究

金融科技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就业创造效应,但随之带来的效率提升又将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因此金融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企业产出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金融科技就业效应的存在性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规模扩大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促使产出“量”与“质”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就业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此外,金融科技既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质量。研究证实了金融科技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实现稳就业目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供应链金融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供应链的不断完善,供应链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了解供应链金融对宏观经济各要素的影响,对政府部门维持经济稳定,制定相应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本研究回顾相关文献首次就供应链金融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路径做出总结并加以实证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显示：供应链金融对价格综合指标与社会经济运行指标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但其会对宏观经济活动指标产生先负向后正向的冲击作用。政府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同时也要确保其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得到控制。     

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

金融自由化问题在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论证的。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此问题重新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是有着明显的机会成本的,必须考虑到综合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选择。而作为一个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我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     

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以互联网金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冲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一方面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提升金融系统基本功能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互联网金融也会通过创新对宏观经济带来新的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应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性质,依据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市场中行使的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     

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金融因素:若干认识误区

本文以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若干认识误区为切入点,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金融因素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反思。这一反思主要围绕以下六个基本命题展开:一是金融因素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二是主流货币政策框架的致命缺陷源于其政策视野的短期性,三是货币与信用的创造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别,四是财政机制与信用机制并非独立,五是金融创新指向信用创造并改变了经济金融环境,六是泡沫问题金融化的本质在于杠杆扩大化。这些命题的共同启示是: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在纳入内生性金融因素的基础上予以系统重建。     

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内涵和产出函数模型

金融衍生品创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大的革命。本文通过对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分析,从全新的视角对金融衍生品创新的生产函数重新进行考察,建立了生产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收入分配、金融发展与宏观风险：一个文献综述

从收入分配角度解释金融危机是当前国际上正在热烈讨论的重要议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做一个简单的综述。文章沿着收入分配研究的两条发展脉络——基于要素的收入分配理论和基于人际的收入分配理论——展开,并且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在两条路径的逻辑链条中起到的作用。最后,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提示出我国经济中潜在的宏观风险,得到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增长模型中引入行政腐败和由行政腐败而引起的调整成本 ,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得出 ,当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 ,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时 ,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我国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 :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 ,行政腐败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 ;在我国公共支出领域 ,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支出。不论以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 ,还是以腐败涉及县处以上官员的变动作为衡量行政腐败的指标 ,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支出。预算外支出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而且 ,预算外支出由地方或政府官员控制 ,由此引起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这表明 ,预算外支出就整体而言阻碍了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反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历两次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宏观经济紧缩,这表明外源性冲击已成为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在当前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冲击而出现紧缩时,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在效果上存在差异.降低利率能长期稳定提高消费增长;而货币供应量扩张仅在五个季度内能显著刺激投资增长,长期基本无效.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在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配合拉动内需时,应将带动国内消费增长作为货币政策长期任务,而将提高国内投资作为短期目标.     

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内涵和产出函数模型

金融衍生品创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大的革命.本文通过对金融衍生品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对比分析,从全新的视角对金融衍生品创新的生产函数重新进行考察,建立了生产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

本文从金融加速器理论出发,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展开实证研究。通过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在1990年1月至2006年5月期间,中国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表现为对于相同特征的各种外生冲击,经济波动在信贷市场处于"紧缩"状态下的反应均明显强于信贷市场处于"放松"状态下的反应。另外,信贷冲击对于信贷市场状态变化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货币冲击和价格冲击,最后是实际冲击。进一步的检验还表明:信贷市场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既是重要的波动源,同时也是波动的有力传导媒介,运用金融加速器理论有助于合理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轨迹特征。最后本文阐述了实证结论的政策含义和未来研究的侧重点。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中国金融脱媒度量及国际比较

本文采用中介化比率和证券化比率两套指标体系从银行、金融部门两个层次以及资产和负债两个方向度量了1978-2007年中国的金融脱媒,并与美国、日本同期的金融脱媒指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脱媒将贯穿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2)中国金融部门的资产方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中介化比例先下降,之后回调上升的过程,但回调到什么点是有待检验的问题;(3)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吸纳资金、提供资金两方面都的作用都不明显,但考虑到我国在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梯上仍处于较低的阶段,未来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吸纳经济中的盈余资金上可能会具有较大的潜力。     

美国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机传染渠道上,而较少关注危机传染效应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政府政策对传染性的影响。本文利用Lotka的传染模型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欧盟和日本的传染性,结果发现,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滞后于其他国家,且影响的严重性相对较小,但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比较缓慢。而在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受影响的严重性明显降低,但是政策干预并不能使得中国迅速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恢复。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several countries experienced currency crises. These were characterized both by a huge disrup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an extreme speed of diffusion within countries. The financial turmoil happened in a period of very high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s a result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incidence of crises and this brought an intense debate in both academic and policy circles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capital movements.     

我国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的动态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中国金融政策从金融压抑逐步向金融自由化转变的过程。中国金融体系对资本形成究竟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1978～2008年我国各省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78～2008年期间,当期和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规模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使固定资本形成率增加0.137个百分点和0.07个百分点;当期金融存贷款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使固定资本形成率提高0.09个百分点;非国有部门贷款对固定资本形成有一定负面影响。笔者建议：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间金融机构合作,扩大金融机构异地授信规模;加快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核心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