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初中阶段农户子女辍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闽北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地区初中阶段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病人以及子女个人特征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反映家庭经济约束条件的土地面积、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反映子女教育负担的教育支出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较小。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主体之一的居民家庭投资为着眼点,以陕西农村的10个样本县农户教育投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探求影响农村家庭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身体状况、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兴趣、校途是否安全、未成年子女数量、本地教学质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家庭信贷可获性因素9个变量对家庭教育投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政策建议。     

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本文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个体、家庭和城市因素。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显著影响。     

宗族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4微观数据研究了宗族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能够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平均而言,宗族使农村个人受教育年限提高约1.3年。考虑到宗族文化强调延续家族香火的重要性,宗族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也表现出明显的"重男轻女"差异。在相同条件下,宗族使得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约1.6年,而对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不显著。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使用历史上的宗族力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宗族对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是稳健的。本文进一步分析指出,宗族通过强化家庭教育观念、影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改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三个途径提高了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吗——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北大核心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选择,其在改善家庭福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被给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鲜有研究就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子女综合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讨论发现,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不同性别、认知能力处于不同分位点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也从多个维度探究该影响背后的机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意味着更可能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子女学习投入度以及随迁概率的提升。     

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446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动机不尽一致,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仅面临风险约束,而且存在投资支出的结构性偏差。投资意愿作为影响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投资水平的先决变量,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本文基于Logit和Pr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在校子女数量与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自愿性教育支出主导型家庭比强制性教育支出主导型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对教育支出"投资"性质的认知程度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对子女将来就业的担忧并未削弱其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意愿。     

甘肃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白银、庆阳等12市州36县区89个乡镇为研究区域,选取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排序Logit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参与行为受自身多种因素影响,农户年龄、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不显著,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种植规模对管护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养殖规模对管护效率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提高农户综合素质,鼓励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等建议。     

梯度二元融资结构下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嵌套LOGIT模型考察了梯度二元融资结构下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问题,研究表明:在影响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中,家庭的收入状况、家长的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对每个阶段的教育选择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其他一些因素,如教育支出增加、财政支持的不足则降低了农村家庭选择更高教育水平的意愿,当前农村教育面临着与城市相比整体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等诸多难题,从微观的角度看,只有发挥影响家庭教育选择的积极因素的作用,降低消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激励农村家庭提高教育的意愿。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本文研究了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家长具有提高子女学业成绩的强烈动机,在由家长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家长之间可能互为参照,因此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相互影响。子女随迁入学有助于重构农村家长的参照对象,从而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sobel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结构方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农村家庭相比,随迁家庭面临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主要表现为所在班级的其他家庭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有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研究表明,在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总效应中,14%～32%经由家长的同群效应(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渠道驱动。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动态分析——以河南农村为例

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政府、农村家庭都是重要的投资主体。本文从微观投资主体——家庭入手,以河南农村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础,收集了大量资料,较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家庭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动态变化状况。针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不足的现状,本文认为除了通过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外,还应从宏观层面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针对农村家庭健康投资低的现状,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农村家庭健康的投资。     

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

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是否有不利影响?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与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相比,"仅父亲外出"显著改善了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仅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因务工外出"通过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母亲因务工外出"会有利于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     

我国天然橡胶种植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橡胶价格持续低迷的背景

[目的]通过分析在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背景下种植户的生产行为,从农户及家庭特征、生产特征、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4个方面选取16项指标,研究影响天然橡胶种植户生产行为的因素。[方法]选取2015年在天然橡胶主植区云南、海南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天然橡胶种植户生产行为改变的影响因素。[结果]种植户生产行为选择降低和提高割胶频率是种植户权衡各类因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其中橡胶收入占比、种植年限、投入肥料变化、雇工割胶、生产成本、后期价格态度、补贴满意度、收益满意度8项因素对种植户选择降低割胶频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子女数量、种植规模、雇工割胶、是否享受补贴4项因素对种植户选择提高割胶频率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天然橡胶种植户的生产行为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并且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破坏了天然橡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转移至江苏省南京市的农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选择不同迁移模式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对总体样本和男性样本选择家庭迁移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家庭总人口数和家庭类型对迁移模式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学龄子女数是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的家庭特征因素,尤其是对女性样本来说,有学龄子女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家庭迁移;已迁移时间和迁移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正向的作用.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