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

利用1997—200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考察了我国财政分权、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农业支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财政分权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我们还进一步地分析了这些结果的原因,实证结果证实财政分权通过财政农业支出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具有天生的弱质性和广泛的外部性,因此,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通过选取安徽省1988-2010年农业产出和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Barro（1990）财政支出自然效率法则,对安徽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安徽农业产出与财政支农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11．7％。政府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投入,保持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严格依据《农业法》的规定,建立财政支农稳定的增长机制;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基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最优规模的确定

国内学术界对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的研究结论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主要是受到统计口径、选用模型等差异的影响。文章结合山东省的财政农业支出、农业生产总值等相关经济数据,运用Ram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目标方程,根据Hansen的门限回归模型对目标方程进行检验分析,得出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以期为山东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超越对数函数的SFA模型

本文基于1996-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越对数函数的SFA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的双重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农业支出既可以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效率间接推动农业经济增长,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本文认为,在增加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农业支出与其他农业投入要素的协同效应,这对于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时间序列和模截面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但是财政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缩小。本文从政府支出的公共品模型和拥挤模型出发,对国家财政、地方财政总支出和生产性支出规模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1)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仍需要政府强力推动;(2)中央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远高于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3)国家财政的非生产性支出规模过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增长效应。利用1978-2008年江西农业经济和财政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649。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高低的次序依次为:以农村救济费、挖潜改造为主的其他支出最高,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次之、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最差,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不明显。     

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保障问题探析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农业滞后及其引发的问题愈加突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关键的原因是资金投入不足。在新形势下加强和保障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促进农业全面发展,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概述了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资金的现状及形成原因,提出加大财政对农业投入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探索建立和健全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长机制。     

财政支农支出与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运用甘肃省相关数据,对甘肃农业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引起了生产性支出的增长,而财政支农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均未明显拉动农业经济增长.     

财政资金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度

通过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可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财政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建设基本支出、财政价格补贴政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依次降低;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应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在农业受灾之年要增加农村救济费用,适度增加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压缩财政价格补贴支出.     

我国财政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支出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类.由于每一类支出的性质与规模大不相同,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自然风格迥异.在我国,财政购买性支出构成了财政总支出的核心部分,从总量上来说,是转移性支出所不能相比的.因此,在探讨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时,应该重点考察财政购买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四化两型”视角下湖南财政科技投入机制创新研究

财政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基本保证.从湖南的实际情况看,财政科技投入规模存在相对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为了提高湖南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在“四化两型”背景下,通过分析湖南财政科技投入规模和投入结构的发展现状,提出加大湖南财政科技投入规模,调节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等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成效、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在"多取少予"、"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理念下不断调整和改革,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然而,现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缺乏长远规划、目标不清晰、投入力度不够、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绩效差等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应当有长远规划和明确的目标,确保财政资金投入的数量,调整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加大绩效评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和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机制。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农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章通过对1990--201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大影响,我国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福建省财政支农政策的现实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福建省为发展农业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仍然存在“三农”问题。就财政支农政策而言，存在着支农资金有限、效益不高，以及重投入、轻管理等问题。针对目前福建省“三农”问题及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需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改善农村教育条件以及加强支农资金管理等途径进行解决。     

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选择—基于理论和国际实践视角

工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规律性要求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高级阶段.从美国、日本发达国家政府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路径来看,改革财政与税收制度,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利用率,高度重视反哺农业的法制化建设,为反哺农业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反哺政策目标应倾向于提高长效性的农业生产能力,考虑"后发优势"适时调整政策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路径选择.     

我国财政支农能力的多角度分析

基于1978~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从规模、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农能力。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投入总量逐年增加,财政支农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农规模相对不足以及支农结构不合理,提出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倾斜力度,保持对农业补贴的持续、稳定增长,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加强农村基本建设,增强科技支农力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支农能力体系的建立。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本应是财政总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农业的自然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公共财政的本质属性共同决定的.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改革过程中是不断下滑的,而这一现象又伴随着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所以本文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并调整其结构是扭转农民纯收入增长停滞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