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信任文化的生成

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代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信任文化的生成是受到许多因素制约的。波兰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研究信任文化的生成时发现社会网络对信任文化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广西实证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网络规模对信任文化的生成影响不大,网络趋同性对信任文化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     

文化差异对创新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

企业实施创新的前提是识别潜在的创新机会,而创新机会的识别又取决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因为信任关系影响信息的扩散程度。在信任-信息-创新框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阐述了文化差异对创新机会识别的重要作用,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信任与社会网络对信息扩散程度的影响是独立的,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信任与社会网络对信息扩散程度的影响是交互的,从而导致在不同文化模式中对创新机会的识别存在显著差异。     

文化差异对创新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企业实施创新的前提是识别潜在的创新机会,而创新机会的识别又取决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因为信任关系影响信息的扩散程度。在信任-信息-创新框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阐述了文化差异对创新机会识别的重要作用,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信任与社会网络对信息扩散程度的影响是独立的,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信任与社会网络对信息扩散程度的影响是交互的,从而导致在不同文化模式中对创新机会的识别存在显著差异。     

文化和经济发展——福山社会信任理论及其意义

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 ,进行了跨文化 -经济的对比研究 ,认为文化与该国经济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他按照文化特性区分了三种社会及其经济状况 :高信任文化、低信任文化和全面缺乏信任文化的社会。全面缺乏信任文化的社会是一个贫穷社会 ,如南部意大利和美国黑人社区 ;高信任文化的社会拥有大型的私人企业 ,如美国、日本和德国 ;低信任文化的社会其私人企业主要是小型家族企业 ,如中国、法国等。     

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和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企业的核心治理结构安排,对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社会信任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地区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地区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负向影响,地区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正向影响,说明内群体社会信任程度高和外群体社会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信任格局是中国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重要成因;(2)地区正式制度环境与外群体社会信任可以相互替代:地区正式制度环境越好,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越弱;(3)企业业绩越好,地区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越弱.     

中日企业家信任观念的差异

相互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前提条件,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认为,如果缺乏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现代经济生活是很难设想的,他将社会信任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认为日本、德国、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健康的社会资本。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同的信任观念,不同的信任观念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日本和中国虽然都属于东方文化圈,而且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两者还是存在许多的差别。日本的企业家具有与中国企业家不同的信任观念,对比和反思两种信任文化及其对企业…     

国外关于信任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信任的研究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国外的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对信任的理解存在差异性。社会心理学把信任理解为个体特质和对情景的反应;社会学把信任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使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研究变得异常重要;经济学认为信任是人们有限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后来的经济学融合了社会文化因素,开创了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多学科视野的交融与不断突破将成为信任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     

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关系研究

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比中、美两国样本,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个人创新意识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结果显示,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有积极作用,但认知型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社会资本中的社交活动因素有助于创新意识提高,但信任和价值观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另外,社会资本对不同群体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

已有文献表明,社会信任对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近年来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解释不同,我们首次尝试从公共资源的匮乏及对其争夺的角度来解释此现象。以义务教育为例,我们使用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且对于争夺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这种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表明,提高公共资源的供给水平,完善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以解决教育难等民生问题,是提升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特别是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构建医院诚信文化的的探索

目前,信任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将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医疗行业同样也存在着信任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医疗质量、医疗服务、医疗费用和医疗作风方面的信任缺失.如何以诚信约束医务员工的职业行为,以建立良好的医院诚信文化,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构建医院诚信文化的探索

目前，信任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将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医疗行业同样也存在着信任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医疗质量、医疗服务、医疗费用和医疗作风方而的信任缺失。如何以诚信约束医务员工的职业行为，以建立良好的医院诚信文化，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基于六类型信任模型的中国企业不信任问题应对策略研究

企业中不信任现象的存在导致企业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美国著名企业信任研究专家R.M.Kramer博士的六类型信任模型所揭示的先天性信任、历史性信任、以第三方为中介而建立的信任、相同社会范畴信任、角色信任和社会规则信任在我国企业中同样存在.同时,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也影响着中国企业中的信任水平,这使Kramer信任模型在中国信任研究与运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对企业不信任现象影响因素的深入剖析,笔者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帮助我国管理者提高建立高信任度企业的理论水平与技能水平.     

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何以延续?——基于信任视角的分析

从信任视角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延续的内在机制。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的延续主要源于来自农民工群体内的拉力和城市社会的推力。农民工群体内的拉力包括:迟早要回到一种重复性博弈的农村生活状态、初级群体的社会相似性和对成员声誉的了解、弱势群体地位的影响。城市社会外群体的推力主要指:农民工的社会污名化、农民工对城市社会风险的自觉规避、信任机制的缺失。     

领导干部要提升公信力

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就是带领、引导社会公众的信任力量，是“君子之守，政事之本”。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在我们的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社会的精英群体，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一旦放在社会中就会被无限放大，对社会民众起着一个示范和引领作用。     

方言与社会信任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研究虽然揭示了方言的经济后果,但对其产生影响的机制却语焉不详.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将社会信任作为理解方言影响经济绩效的渠道,考察了方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陌生人之间,使用同一种方言有利于建立信任,即方言会影响社会信任的形成;(2)方言之所以能够影响社会信任,是因为它作为个体来源地的符号,能够增进彼此的身份认同感;(3)方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不仅会因个体受教育程度、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结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也会因地区差别而有所差异.文章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为方言影响经济绩效背后的机制提供了一个微观解释.     

人际社会网络对普遍信任的正负效应——从国际比较探索中国模式

高度的普遍信任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国家软实力。最新国际数据的中外比较证明,人际社会网络对于普遍信任存在推动和收缩两种力量。推动力指的是,个人的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越高,其普遍信任的平均水平越高,其中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推动力更为重要。收缩力则表现在,人们参与关系圈内社交餐饮的频率越高,其普遍信任水平越低。数据分析显示,弱关系网络效应和社交餐饮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强关系网络效应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制约。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建设重点包括调整强关系网络作用的群体差别和约束条件,让人们在关系圈外扩大社会交往,广泛搭建弱关系网络渠道。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华人社会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的社会 ,而在国内 ,许多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人与人关系的现状。本文试图通过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 ,揭示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 ,例如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速度、引进外资等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影响信任的因素。我们的发现表明 ,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 ,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这些证据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     

宗教信仰与信任:一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本文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宗教信仰对个人信任行为的影响.本文首次以佛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和非宗教信仰者四类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信任实验,并通过虔诚度问卷调查,全面分析宗教影响个体信任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当把三类宗教被试合并为一个整体时,其与非宗教信仰者在信任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也不存在明显的组间效应;(2)但...     

共享经济情境下的技术信任——数字原生代与数字移民的差异分析

在共享经济情境下,消费者对平台的技术信任被认为是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根据成长环境数字化程度的不同,消费者可分为数字移民和数字移民两个群体,基于社会物质性视角,技术信任可分为功能型和治理型技术信任,本文从数字原生代与数字移民的差异分析入手,探讨两类消费者技术信任形成的差异表现.对数字原生代而言,功能价值对其技术信任的形成起主要作用,治理价值作用不显著;对数字移民而言,功能价值和治理价值对其技术信任的形成均起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将有助于加深对共享经济作为新动能机制的理解和认识.     

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学术界对政治信任来源的解释一直存在着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路径。文章试图将其整合进一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的中观理论分析框架中。文章认为,是否强调传统价值或现代化条件下的自由民主或后物质主义价值,是影响个人对政治体制和机构产生信任的基础性条件。这种基础性条件是由宏观社会文化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塑造的。而对制度和机构的绩效评价,则是根据微观的个人、经济、社会、政治信息作出的。具有价值倾向的个人对各类政治信息进行加工、优先排序与调试,形成了对政治体制和机构的信任。文章在横向上区分特定性与弥散性的政治信任,并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一波和第三波数据,对理论假设加以检验。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互动与修正政治信任模型的假设。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表现为在受价值观倾向、人际信任等宏观文化主义因素影响的背景下,对微观上接收到的信任对象(体制和机构)的"制度主义"特征如绩效、透明度、廉洁作出的回应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