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形势及应对策略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加剧,随着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形势渐趋严峻。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并提出政府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加强对外交流和沟通,行业协会履行协调职能、营造良好贸易环境,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改变国际经营谋略和积极应诉、灵活抗辩的应对策略。     

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形势及应对策略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加剧,随着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形势渐趋严峻。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并提出政府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加强对外交流和沟通,行业协会履行协调职能、营造良好贸易环境,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改变国际经营谋略和积极应诉、灵活抗辩的应对策略。     

论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启示

近年来,国际对华反倾销问题日益严重,这既有国际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我国自身的国情有关。本文从反倾销出现的原因出发,阐述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分析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并得出一系列相关的启示,以积极应对国际对华反倾销的措施。     

论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启示

近年来,国际对华反倾销问题日益严重,这既有国际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我国自身的国情有关。本文从反倾销出现的原因出发,阐述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分析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并得出一系列相关的启示,以积极应对国际对华反倾销的措施。     

市场化认同、贸易报复与反倾销

研究反倾销的文献大多从调查国的角度出发,考虑哪些因素会引致一国反倾销调查。文章从被调查国的角度出发,利用美国对华反倾销数据和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美国对华反倾销频度,但其经济显著性不明显;美国对中国贸易依赖指数提高会降低对华反倾销频度;美国对华FDI增加和中国加入WTO反而提高了对华反倾销频度;中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对美国对华反倾销频度的影响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2004反倾销备忘录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贸易救济措施，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自改革开发初期开始，我国产品输出欧美等市场不断遭遇反倾销，不少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乃至最终转产或破产。与此同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也针对外国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本期分美国对华反倾销、欧盟对华反倾销、中国对外反倾销、WTO反倾销贸易争端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等几个方面，概述2004年反倾销基本情况。     

中国和印度反倾销的对称性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从国际地位、涉案国别和行业层面考察了中国和印度对外反倾销与遭遇反倾销的情况,并运用指控对称性指数和制裁对称性指数对中国和印度遭遇反倾销和对外反倾销的对称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考察了印度反倾销的成功经验,并剖析中国屡遭反倾销指控而对外反倾销不力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降低遭遇反倾销指控强度、提升对外反倾销力度的政策建议.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分析

倾销与反倾销是既可以伤人又可以防身的双刃剑,中国是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本文对国外频繁对华倾销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     

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征、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征、原因及对策。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呈现出:立法不完善,在处理反倾销案件时随意性大,不透明;反倾销国别、数量、产品类别不断增多;反倾销力度、歧视更大,危害更深;反倾销和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有联系等特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廉;中国企业应诉不积极;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相似;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法律体系不完善。提出对策有:改变出口产品竞争的价格策略,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积极应诉;对外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早日实现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中国遭遇反倾销与对外反倾销贸易效应比较分析

本文引入Finger和Murray(1993)提出的反倾销强度指数(anti-dumping index,ADI),运用1995—2012年中国和世界的反倾销案件数及进出口贸易额,对中国遭遇反倾销和对外反倾销强度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一步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说明了遭遇反倾销和对外反倾销给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带来的影响。本文发现我国遭遇反倾销和对外反倾销强度与出口贸易总额因果关系明显,遭遇反倾销强度与出口总额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遭遇反倾销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本文更进一步基于Lall(2000)技术含量的分类方法分析了遭遇反倾销和对外反倾销对我国不同技术含量出口品的差异性影响,并对我国应如何应用遭遇反倾销和对外反倾销手段提升出口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及我国企业的应对措施

正一、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及特征(一)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数量越来越多、占比越来越高欧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根据WTO公布的数据,从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欧盟共对外发起208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其中最大的对象国就是中国,高达87起,占欧盟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41.8%。从年度数据上看,2009年至2013年,欧盟对华发起反倾销及反     

对华反倾销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吗

随着中国企业高科技产品出口增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领域也逐渐向高科技行业集中.频繁遭受贸易摩擦冲击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会受到何种影响值得探究.本文以2007-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华反倾销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区分创新类型后发现,对华反倾销对策略性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策略性创新仅受反倾销的“融资约束”抑制作用的影响,而实质性创新同时受“融资约束”抑制作用和“风险承担”激励作用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实质性创新有助于缓解对华反倾销对企业价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微观视角丰富了反倾销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从产品市场环境的角度拓展了创新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同时,为贸易保护背景下,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提供了经验借鉴.     

1995-2007年欧盟对华反倾销实践定量分析

文章从反倾销指控、行业分布、中国企业的待遇、损害和因果关系的判定、结案方式等方面,对多角度欧盟对华反倾销实践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在欧盟对外反倾销活动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成为了其首要目标;在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下,反倾销已经成为了欧盟相关产业长期战略的工具;我国企业在欧盟反倾销中的待遇有所改善;反倾销结案方式正向有利于申诉企业方向发展。     

金砖国家对华反倾销动因:事实与证据

无论从数量还是强度而言,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对华反倾销的重要发起国。本文利用1995-2013年金砖国家产品层面的数据研究了其对华反倾销的特征和动因。结论显示:工业产出增长率、失业率是其对华发起反倾销的主要宏观经济动因;触发性策略影响路径复杂,对于来自中国的既定的反倾销事实,金砖国家会采取更理性的规避策略,而对于尚处调查期的诉讼案例则有强烈的报复意图;金砖国家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会渗透到双边贸易领域,进而引发贸易保护;金砖国家对特定产业的保护意图更加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中国贸易报复行为的担忧。     

中国遭受反倾销的特征及对策

本文针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加这一严重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发展的问题,依据历年来的相关事实,分析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呈现出的特征及其深层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现状,然后通过文献综述法分析总结出可能影响印度对华反倾销的7个经济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与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数的统计不显著,这有别于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点,而卢比对人民币汇率、印度关税和中国外贸依存度是潜在影响印度对华反倾销的驱动因素.最后,提出了不断降低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几点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我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和主要指控对象,如何应对国外反倾销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必须面对的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国应依据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我国中小企业如何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进行探索。     

论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国际对华反倾销急剧增加,这既有国际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我国自身的国情有关。本文从国际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出发,进一步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策略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主要的贸易大国,正在成为国际许多国家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成为反倾销浪潮中最大的受害者。在国际贸易中对华反倾销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正性,本文通过对目前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分析,提出我国应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积极应诉,消除对外贸易障碍,彻底改变我国在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结合印度经济转型背景,分析了其对华反倾销的总体特征和可能影响其裁决结果的政治经济因素。Logit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因素在其裁决结果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无关性,这有别于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结论。印度对华反倾销的驱动因素在于产业层面:进口渗透的威胁和产业业绩下降往往会导致肯定裁决结果的出现;相比强势厂商,集中度较低、易受损害的弱势厂商受到更多照顾;具有战略意义的化工产业,无论在转型前后都得到了反倾销当局的特殊照顾;中国入世的制度因素并未对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形成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