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而受教育程度对跨省流动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即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均倾向于省内流动而不是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越高,其越倾向于跨省流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流动,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因此,要使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好的跨省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有效地减少贫困人口,必须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并加强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转移的支持,减少其远距离外出打工的现金约束。     

农村家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性决策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家庭决策的必然结果。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必然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有四个选择,一是夫妻双方外出打工;二是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三是女性外出男性留守;四是夫妻双方在家务农。在现行的四个选择中,男性外出打工妇女留守成为了一个首要选择。这个选择是农村家庭理性决策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成本收益以及风险的角度下来分析农民的决策原因．并针对这种出现这种原因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提出了建议。     

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制度环境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基于江苏省59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基于江苏省14个村庄597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就近转移已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分担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家人的支持和自身的返乡意愿,均能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应积极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优化农村女性创业环境,创造农村女性就业机会,以持续推动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对云南省农民增收对策的初步分析

影响云南省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产业的收入,而富裕家庭致富的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因此,云南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增加第一产业收入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     

家庭信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基于处理效应模型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借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构建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了信贷支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家庭相对较少;在影响家庭贷款可得性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政治地位、资产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为负;城乡家庭之间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但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信贷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影响存在差异,贷款的收入效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中并不明显。     

金融设施与家庭收入——基于京津冀地区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京津冀的样本数据，研究社区金融设施数量和占比状况，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金融设施分布不均衡，且城乡分布差异很大。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设施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社区家庭平均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设施对京津冀地区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金融设施对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因此，要使金融设施惠及农村等贫困地区，以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获得性。     

家庭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影响——基于甘肃10个贫困村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在某些个别因素方面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一些重要因素的遗漏问题。本文利用对甘肃省10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劳力、耕地规模都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上学子女数却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反向影响。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构成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额度不断增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额度逐渐减少。本文以199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对三者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并得到三个推论。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弹性分析

文章基于QUAIDS模型,采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截面数据,探讨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需求弹性,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价格弹性。结论显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对医疗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地区差异对其有负向影响;医疗服务大体上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将增加对医疗服务的消费;对农户进行收入补偿,能够减少食品消费价格上升对医疗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相对于高收入农户,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对低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影响较大。     

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构建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实证研究了加工贸易及其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加工贸易活动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这些外出打工者又将在加工企业的打工报酬汇回农村老家,提高了农村的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以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收入的话,在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加工贸易增值率上升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活动引起的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加工贸易活动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信用认知对农户借贷还款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的实证分析

信用认知是影响农户拖欠借款的重要因素,并且认知程度越深,拖欠贷款的可能性越低.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公共费用缴纳情况、区位年平均家庭收入显著地影响农户拖欠借款的行为,而户主年龄及其受教育水平、纯收入及借贷利率对农户拖欠借款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母亲外出与农村儿童健康——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目的/意义 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外出导致的女性育儿功能弱化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凸现,母亲外出对农村地区的儿童健康影响如何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方法/过程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讨论与检验了中国农村地区母亲外出与儿童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母亲外出对农村儿童的年龄别身高(HAZ)及年龄别体重(WAZ)等营养健康指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学龄前儿童以及男童的影响更大。在心理健康方面,母亲外出将导致儿童的抑郁程度上升,且女童所受到的心理健康冲击明显高于男童。此外,本文还发现,农村家庭育儿数量的增加不利于儿童营养健康,而提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心理健康。因此,为更好地保证农村地区的儿童健康状况,需要为农村女性提供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提高儿童照料替代品的可获得性,以及引导生育观念转变,减少男孩偏好。     

居民住房财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家庭财富配置和增长的基础,住房财产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住房财产与家庭收入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居民住房财产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住房财产占有对高、低收入组家庭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住房财产的占有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能够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住房财产的离散程度远远地大于家庭收入离散程度,居民住房财产占有的差距较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多受制于家庭个体特征因素,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更容易受住房财产影响,并进一步解释了住房财产占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     

资本下乡对农村家庭收入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本文基于PSM模型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本下乡对于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下乡从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收入,其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并且资本下乡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在推进资本下乡过程中应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还需针对各地区情况采取相适宜的政策措施。     

农地确权能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意愿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农地确权不断推进,厘清其产生的影响对于用好确权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来看,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农地确权增强了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意愿,但对中老年劳动力影响不显著;增强了初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意愿,但对初中以下学历劳动力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农地确权效果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应在推进完善新一轮农地确权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年轻劳动力,提升其受教育水平。     

“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基于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3年间的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对农村劳动力及外出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变动趋势、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收入变动趋势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下降和老化趋势明显,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且回流比例不断提高,在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大幅持续上涨的同时,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条件基本可以印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调研问卷为基础,从农户行为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兵地不同体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环境对新疆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家庭在校子女数、家庭实际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影响显著;个人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不同体制下,地方农户相比兵团职工非农就业意愿更高;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仅“是否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就业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对农户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培训农户职业技能,减少兵团对职工外出务工的约束,增强金融机构在农户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独占所有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基于重庆市农户家庭经营行为的实证分析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塑造了家庭对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独占所有权,家庭成为农业生产要素的＂所有主体＂和＂配置主体＂。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要素市场和家庭合作的作用下,农业劳动力和土地对农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偏效应,土地成为农业生产的硬性约束要素,劳动力存在过度流失的现象,而教育年限、农业资本则对农业生产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扩大家庭土地经营规模、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交通、教育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公路密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表现出门槛特征和非对称性;受教育程度与公路密度的交叉项对农村居民收入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但在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作用大小有差异;劳动力负担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随公路密度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而变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在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上具有互补、协同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转移和劳动配置优化创造有利的客观与主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