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1993年—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了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及其宏观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各宏观经济波动变量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正有负,其中GDP受冲击会降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而在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研究中,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与CPI和货币供给量及贷款利率负相关,与GDP正相关;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的变化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较大。     

中国能源类行业周期波动及其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

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中国能源类行业运行指数,考察能源类行业的周期波动态势,进一步使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能源类行业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能源类行业周期波动滞后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平均周期长度约为3年;能源类行业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在行业发展的繁荣期,其正向冲击可以持续提升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而在萧条期,其正向冲击仅具有短期效应,长期而言则不利于产出水平的增长和价格水平的回升;能源类行业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价格效应明显强于产出效应,对PPI的影响大于CPI.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类行业去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作为未来扭转供需失衡和价格水平下行现状的政策选择.     

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应对——资产价格视角的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比较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尤其缺乏对于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促使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此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与常态化时期有所区别。基于2002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98个变量的月度数据,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Wu-Xia Shadow Federal Funds Rate）来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运用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看,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具有时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具有补偿效应,即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进而削弱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在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比常态化时期更为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避免因采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低估其负面影响;二是运用FAVAR模型缓解VAR模型及TVP-VAR模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为识别结构冲击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三是对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变影响。为更好地应对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发生改变的原因和本质,在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警惕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保证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和调整空间充足。     

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研究 ——基于时变Copula模型

文章采用非参数一MLE估计方法估计了四个时变Copula函数模型,研究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前后美国与国际主要金融市场之间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存在性问题,通过估计的时变相关系数和事件宣告效应监测发现,在金融危机时期,美国与中、韩、日之间存在显著的危机传染效应;与香港市场间不存在显著危机传染效应,因香港市场成为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受到投资者青睐;与英国市场传染效应不显著,相关性增加是由于经济来往密切引起,而非金融危机传染导致。     

宏观经济波动对大都市区入境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波动和大都市入境旅游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1980—2012年宏观经济波动指标与上海市入境旅游指标进行了长期动态分析和动态交互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宏观经济波动在短期内会带来上海市入境旅游发展的显著影响,而后逐步减弱,长期趋向平稳;其中上海市入境旅游对自身冲击影响显著,说明其旅游业是一个敏感脆弱性产业,受外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发展态势,会吸引海外游客的到来,而汇率水平的波动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稍显复杂,但总体而言并不违背货币价值规律。(3)由于全国人均GDP、物价消费指数、利率水平、汇率水平及上海市入境旅游人数等变量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因此我国经济能够平稳有序发展,上海市入境旅游的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基于脉冲响应分析的实证研究

"新常态"背景下,GDP增速下滑是大概率事件,宏观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梳理中国宏观经济的各种因素与企业家信心、失业率,探讨三者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发现:企业家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失业率产生影响;利率波动对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的冲击最为显著,而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对于房价的冲击最为明显;GDP增速的波动对企业家信心的冲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对于失业率的冲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新常态"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存在潜在风险。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宏观经济和地方政策双重不确定性视角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仍存在较大争论.将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区分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基于2000-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两类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增长期权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作用渠道在于市场前景的不明朗导致企业经营业绩波动和投资收益率下降,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谋求自我提升和发展;地方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实物期权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作用渠道在于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政府补贴减少和信贷优惠力度下降,迫使企业减少创新活动.通过分析异质性企业之间创新决策的差异,再次验证了两类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主导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来说不仅意味着挑战还包含着机遇,技术创新是企业应对全球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冲击的关键;应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地方政策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贸易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近两次金融危机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8年的数据为实验组,1997年的数据为对照组,论文比较研究了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1997年相比较,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贸易波动对于GDP和就业的影响均呈减弱趋势。贸易波动对GDP波动的解释力从30%下降到10%左右;对就业波动的解释力度从10%下降到0.35%左右。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加大,外需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中国将向世界输出自己的经济周期。     

汇率变动对国内消费者价格传递效应的中俄比较

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中俄两国本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对国内价格（CPI）的影响,研究发现：中俄两国本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对本国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存在若干共性和差异性。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二是汇率对国内价格传递程度的绝对值相差无几。差异性方面,一是俄罗斯的汇率传递效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二是,汇率之外的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里面中国受国际价格影响较大,俄罗斯受国内货币供给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对判定两国应对外部汇率冲击时的表现、内在机制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分析两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进本币国际化战略过程中遇到的人民币和卢布的竞争与合作问题。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但超出承受范围的国际投资却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常年对外依赖埋下的隐患已愈加明显。本文通过侧重于对GDP与汇率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及对FDI投资行业结构中占有比例最大的制造业及房地产业的辅助说明,探讨FDI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国际游资流入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及其对策

近年来,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这种不确定性冲击在货币、利率、汇率、价格、工资等名义变量和外汇储备、经济结构等实际变量两个方面均显著地表现出来.当前最重要的对策是应当设法削弱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是选择适当的时机,进一步改革人民而汇率形成机制.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测度与影响分析

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计量,从宏观经济波动和名义利率两方面对比分析2008年以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两阶段操作分别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关联储缩表1个百分点,将引起中国产出5.04个百分点的下降,远高于美国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缩表政策将引起美国居民收入的减少,进而通过财富效应降低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就对利率的影响而言,美联储缩表1单位,会引起中国利率4.77单位的上升,这是因为中国需要通过紧缩银根来规避美联储缩表可能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而美国加息1单位会引起中国利率2.01的上升,原因在于中国需要通过缩小与美国的利差,来避免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出.当下美国又释放出较强的减息信号,这会对中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中国利率的下降.针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缩放举措,中国政府应实施反向措施,以消除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需积极扩张内需、加大政府支出,避免对美国的单一出口依赖;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需重点管控国际热钱的流动,挤出投机泡沫,减少国际冲击引起的资本流出.     

中国CPI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中国1990—2008年的月度CPI数据,建立自回归移动平均结合模型（ARIMA）对2009年1—5月的CPI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ARIMA（1,1,2）是描述我国CPI变化趋势相对较优的时间序列模型。     

2001年以来我国房价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框架下,基于我国2001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GDP、利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和短期失衡时的负反馈机制:我国的GDP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是房价波动的Granger原因;利率对房价波动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得出研究结论,必须根据经济运行周期的客观规律进行可持续的政策调整;房价和GDP存在互动,应协调房价和宏观经济之间良性互动;利率政策对房价的影响不显著,防止房价暴涨暴跌还应采取其他措施.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尤其是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难题。中国经济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内外均衡、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周期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与宏观政策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     

中国M2/GDP变动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关系

M2/GDP变动指数反映金融深化程度的变动情况,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二者之间具有对等关系。根据交易方程式的理论基础,构建VAR模型,选取1990—2015年的数据,可实证分析中国M2/GDP变动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协整关系以及长期稳定关系。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进行相关变量的预测,对货币政策有所启示。     

利率市场化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

参照Ｔｓｕｎｇ－ｗｕＨｏ（２００１）假设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模型的数值波动模拟显示,均衡利率上升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减小产出和通胀面对技术冲击、财政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脉冲响应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短期内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政府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挤出效应增强,但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短期内政府支出冲击反而能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长期内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并没有明显增强。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业政策效果分析

2008年第4季度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缩减;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GDP增速急剧减缓。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在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以减缓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冲击。     

零利率下限约束、供求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供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时,“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求冲击对一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经济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越剧烈。随后可以分析中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并可以应用时变参数方法分析2004年以来供求冲击下中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分析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     

不确定性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NK-DSGE模型的研究

基于包含不确定性的NK-DSGE模型,可以考察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显著改变了外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的动态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条件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不确定性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不确定冲击是推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因此,政策制定者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必须积极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