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挤出消费了么?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消费出现降级,导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并挤出了居民消费。不过,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该论断未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居民服务消费,忽视了消费升级现象和无法解释美日危机前消费增速持续高位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房价持续上升时期居民家庭杠杆率提升,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会促进消费;二是经验表明宏观层面居民总杠杆率处于合理区间,居民加杠杆和消费增长就会始终存在;三是我国居民实际杠杆率目前不高,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因此,当前的工作重点不是降低居民总杠杆率,而是应重点防范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加杠杆风险。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和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杠杆率增长在扩大内需支撑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居民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的风险。本文分析居民债务的构成、杠杆率的现状以及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杠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提出遏止炒房、控制杠杆率增速、强化社会保障、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预警等建议。     

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和去杠杆方式的探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国有企业杠杆率问题更为严重,其中中央建筑企业杠杆率问题尤为突出,成为降杠杆减负债的重中之重。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问题的现状,细致剖析了高杠杆的原因,并对中央建筑企业去杠杆减负债提出若干建议。     

我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测度——基于流动性与偿还能力视角

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急剧上升,其所隐含的家庭债务风险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如何测度家庭债务风险,却鲜有研究。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鉴企业债务风险测度方法,利用修正后的利息保障倍数指标,测度短期流动性视角下家庭债务风险;并参考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思想,构建家庭债务规模的线性模型,运用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测度长期偿还能力视角下的家庭债务风险。结果表明,短期流动性视角下家庭债务风险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家庭流动性资产占比先降后升是产生这一波动的主要原因;长期偿还能力视角下债务风险具有稳定上升趋势,且风险水平高于短期债务风险。此外,户主年龄、家庭收入及地区差异对债务风险有显著影响。细分债务类别后发现,家庭住房债务风险显著高于非住房债务风险。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我国居民债务迅速增长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债务水平持续增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及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对应,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多个指标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自2011年以来呈现趋势性下降。本文旨在研究居民债务水平增长对消费的影响,利用VAR模型,从宏观层面分析其影响机制,并得出通过结构性去杠杆、实施逆周期政策提升可支配收入、持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手段可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 GDP 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 Kim 的模型基础上,构建 VECM 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特征、风险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海南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对海南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本文在阐述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结构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海南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稳增长的有关政策建议。     

河北省居民债务水平及风险研究

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模式逐渐改变及居民投资意识不断增强,我国居民债务水平迅速攀升.通过对居民债务杠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分析了河北省居民债务现状和变动特点,构建金融压力指数全面衡量金融系统风险,建立VAR模型,对居民杠杆率、房地产价格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居民杠杆率的增加会促使房地产价格上涨,并...     

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等1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从全国居民杠杆率排名前20的主要城市中,经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天津、重庆、郑州、杭州、广州、成都、贵阳、上海、宁波、厦门、昆明和兰州作为研究样本,从房产价格、住宅开发投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常住人口增长等六个方面,对上述12个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进行测算,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住宅）价格的快速上涨和房地产（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增长均对居民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也对居民杠杆率有显著的影响;居民消费倾向对居民杠杆率存在不稳健的挤出效应。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杠杆率结构、水平和金融稳定--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经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对宏微观杠杆率内涵及其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通过MM定理的微观视角和增长方式的宏观视角,对中国杠杆率的结构和水平的经济学机理及其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差异,主要反映了资本收益率变化,与经济周期阶段密切相关。微观分析表明,信息和交易成本、税收负担和预算软约束激励机制等差异,与不同企业杠杆率的差异密切相关;宏观分析表明,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导向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总体上较高水平的杠杆率。本文提出,一方面应合理把握去杠杆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避免过快压缩信贷和投资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通缩"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引发的资产泡沫。政府宜减少直接的资源配置。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观点摘编

正刘世锦:我国杠杆率将总体趋稳7月4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表示,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刘世锦认为,杠杆率趋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有助于消化存量债务。二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及结构性信贷政策效     

我国居民房贷杠杆测算及未来趋势研判

本文比较了我国与美日居民部门房贷总杠杆率和边际杠杆率,重新测算了我国居民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并在不同情景下,对我国居民实际购房交易杠杆进行估算。此外,从房贷偿付能力、房贷偿还压力、居民部门贷存比等角度,对我国居民部门房贷加杠杆的空间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虽然房贷总杠杆率仍略低于日本,但边际杠杆率远超美国和日本当前水平,并已与美国的峰值水平相当。此外,我国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已从2012年的0.5倍上升至2016年的1.5倍,而实际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应已在2倍以上。综合各项指标,我国居民房贷偿付能力正经受巨大考验,已超过美日房地产泡沫前期,与此同时,我国居民部门已从年度资金净融出部门转变为资金净融入部门,未来房贷加杠杆的空间已越来越小,房地产加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应引起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