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资金投向实体的要求，并强调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者过度乐观与资产定价

在金融业同实体企业利差较大、实体企业竞争加剧、生产资料成本上升、外贸下滑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加大了金融资产投资力度,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经济后果日益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文章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资产定价效应,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导致公司股票在当前被显著高估,并在下期产生显著为负值的超额收益率.文章丰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提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监管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有效利用金融服务业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建立中国式产业体系，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反对经济“脱实向虚”，要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基础，认清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金融服务业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分析我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四个方面，提出利用金融服务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式和建议。     

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实体企业过度地将资金投资于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制约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关注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资本市场股价表现的影响,采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近年来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增加了股价崩盘的风险,并且这种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以及股票流动性高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验证了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的资本套利动机,并发现如果企业将资金适度投资于虚拟经济领域则不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果对政府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适度地投资虚拟经济具有一定意义。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抑制住房投资属性政策将长期化

1月6～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责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信贷供给、资产配置及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些年,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研究愈发成为热点。宏观层面,资金“脱实入虚”“金融空转”的讨论亦此起彼伏。然而,针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资金“脱实入虚”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选取2003—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数据,利用2009年宏观调控措施营造的“准自然实验”环境,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在资金资源充足的前提下,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倾向性,并进一步研究企业绩效的后续变化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当制造业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同时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时,企业更倾向于配置金融资产,金融活动也会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企业的主营业务却未得到发展,反而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均受到损害,且后者受到的影响更大,即进行过多金融投资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远期影响更为深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实体经济从业者、资金提供方以及监管层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日趋严重且金融化操作日益明显。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P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产能过剩是否引发企业金融化以及中介变量是否起到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低产能利用率企业更多倾向于从事金融类活动且不受IPO暂停影响;产能过剩对于企业金融化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非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小型规模企业因低产能利用率导致其金融化操作动机比金融类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规模企业更为明显;产能过剩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低产能利用率主要通过低主营业务利润率间接导致企业金融化。从统筹协调企业实体金融匹配、持续提升实体企业投资回报、动态调整企业实体经营管理3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检验结论及其对策建议对于政企了解去产能政策的经济后果和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近些年,我国虚拟经济领域的规模不断壮大,日益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金融化的倾向也愈发强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然而,这种发展也导致了产业空洞化现象日益严重,实体经济增长显得乏力,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情况。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际,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路径,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促使金融行业更加高效地为实体经济扩张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为此提供了难得机遇,促使经济脱虚向实。然而学界尚缺乏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鉴于此,在深入研究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PVAR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但均呈现出正向影响趋势;在对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实体经济在短期内并未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最后,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     

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实体企业“脱实向虚”趋势不断增强,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测度方式、成因、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及测度方式的研究结论已较为明确,针对企业金融化的成因探讨尚存在不一致的结论;文献分别从股权激励、管理者特质、公司治理水平、税收激励政策、外部监督等方面分析了各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但针对各类因素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尚存在争议,且对各类因素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机制也缺乏细致梳理。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投入补偿还是风险补偿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     

房地产信贷风险分析及政策建议

房地产信贷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内生出来的金融行为,推动社会再生产体系保持平衡增长,以一种内源性积累的方式实现赶超型发展。但也助推了资本投机行为,使虚拟经济规模壮大,甚至诱导整体经济“脱实向虚”。资产价值的周期性重估,使得房地产信贷模式具有“金融不稳定性”。房地产的大幅度贬值可能诱发“资产负债表收缩”型的系统性风险。要化解房地产信贷风险,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政策思路：一是维持房地产市场价格总体平稳;二是推出房地产发展专项金融支持计划;三是对接“新型城镇化”规划来消化房地产存量;四是支持房地产企业探索新发展模式。     

浅议绿色信贷与产业升级

绿色金融一直是金融领域热议及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的话题.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服务实体经济任务奠定了金融服务产业,助力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社会资本配置脱虚向实的基调.本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立足于绿色信贷对产业的支持作用,对绿色信贷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了吗？

近年来，同群效应成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原因之一，深受学者广泛关注。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越活跃，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企业金融化行为影响就越大，即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的放大作用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总经理和董事长二职合一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为减少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效应的影响程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政府应该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金融素质，避免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情绪过分波动。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等都是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