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融资结构——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理论角度剖析了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和机制,基于三个假设命题构建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融资结构的关系模型,并运用2009—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结构对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业务的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对企业影子银行规模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外源融资相较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相较于债权融资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二,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引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加剧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第三,不同所有制结构、不同规模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与其融资结构的关系存在差异,国有、大型企业外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占比高,影子银行化动机强烈。但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上升,影子银行化行为会因股东关注和社会舆论受到一定的约束。最后提出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建议。     

股价信息含量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本文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经济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是股价信息含量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两种重要经济机制.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有助于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的倾向和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和股价信息含量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为从微观视角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应用Almeida(2004)提出的融资约束模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6年期间5702个样本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和金融发展对现金—现金流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2462家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金融渠道获利双重视角出发，实证检验我国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无论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角度还是从企业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衡量企业金融化，均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融资约束、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在创新技术依赖程度、企业成长性、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资本结构方面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了吗？——基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含义是：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应当注重金融市场化的影响。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厘清《资管新规》对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将《资管新规》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利用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度数据，分析了《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资管新规》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并抑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借助非金融企业实现“监管套利”的行为以及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对国有企业、金融套利企业、影子银行发展活跃地区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未来进一步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协同有效的理财市场监管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本文采用贸易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了非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发现:(1)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进口行为,包括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产品种类。(2)相对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进口行为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只进口的企业,同时具有进口和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3)不同的外部金融环境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进口行为对融资约束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进口四元边际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证检验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家族经营对家族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占主导。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家族经营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说明家族经营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此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融资约束越弱或资本逐利动机越强,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大。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金融发展对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

从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角度出发,利用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在 2004-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瓶颈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其内部现金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中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现象,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融资瓶颈约束缓释效果越强,即减缓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CEO自由裁量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还是抑制

自由裁量权作为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手段。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管家理论在我国实体企业中具有适用性,CEO自由裁量权与企业金融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业投资及股东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负向影响在过度金融化、代理成本高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采用权力机制治理过度金融化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

企业金融化反映了微观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联系.以2010-2018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及传导渠道.结果 显示:企业金融化与短期业绩是正相关关系,与长期业绩是负相关关系,并在短期通过逐利渠道、长期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同影响;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随着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和地域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融资约束以及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改善甚至扭转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业绩的负向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则相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化影响企业业绩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将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轻流动性限制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样本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严金融监管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数字金融能更显著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积极适应数字金融发展节奏，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的经营情况，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0～2020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企业金融化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来自东部和中部经济带、高金融化水平和没有进行实物资本投资的企业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逻辑，为加强政府监管和推动企业主动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民营化企业为实验组、以国有企业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而融资约束是抑制民营化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对民营化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拓展了民营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且从民营化的角度为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有助于澄清有关民营化的争议,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