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性、CEO财务专长与企业价值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南橘北枳",意思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性状.举一反三,企业管理者的才能是否也会因为组织环境的差异而发挥不同的作用?本文结合企业的成长性水平,从投资行为和成本管控的视角,系统分析与检验了CEO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财务出身的CEO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易错失投资机会,有损企业价值;而对于低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则有助于企业实现成本领先,提升企业价值.路径检验发现,对于高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部分的投资水平路径;对于低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部分的成本管控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财务专长对企业投资水平、企业价值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具备高成长性的国有企业之中;成长性水平降低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具有财务专长的CEO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管控水平,促进企业价值上升.     

高管薪酬粘性、分析师关注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而提升创新投资水平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高管薪酬粘性、分析师关注与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粘性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粘性有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资;分析师关注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分析师关注在高管薪酬粘性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创新激励效果.将样本分别按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分组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的强化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分析师关注领域的研究,对企业完善高管薪酬制度、提升技术创新投资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盈余管理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1998～2009年间因虚增资产或利润而受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以行业平均投资水平、配对样本投资水平以及企业理想投资水平为基准,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企业内部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盈余管理前的投资水平与正常水平相比并无显著差异;盈余管理期间的投资水平显著超过正常水平,出现过度投资;随着盈余管理的结束,其过度投资也随之消失,并出现投资不足。这表明盈余管理对企业的内部决策与资源配置有着重要影响。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田”,鼓励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激励企业投资。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自贸区设立对企业投资规模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自贸区政策能够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主要因其能够发挥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本聚集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实体投资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层级更高,自贸区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自贸区政策更能促进国有企业投资规模的提升。另外,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缓解企业投资不足,且并未引发过度投资;自贸区的建设对要素流入与流出的促进作用能够通过溢出效应辐射至周边地区,但对产品的影响是虹吸而非溢出,在周边区域发挥了贸易转移效应而不是贸易创造效应。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自贸区建设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实体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投资规模与现金流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的财务因素尤其是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水平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出发,提出了一个模型,发现企业的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加额对企业有很大且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把企业按股利政策划分为分红与不分红,按资产规模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发现大型企业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由此,建议加大监管力度.     

高管薪酬粘性、企业生命周期与创新投资——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成长期与成熟期高管薪酬粘性正向影响创新投资水平;衰退期高管薪酬粘性负向影响创新投资水平。研究表明,高管薪酬粘性一定程度上是薪酬制定者容忍管理层失败的制度安排,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相应的应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措施,以达到较好的公司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奖劣”型高管薪酬粘性能更好地激励高管增加创新投资水平。     

无形资产对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无形资产日益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我国上市公司在不同程度上均加大了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水平和投资力度。无形资产价值相关性也逐渐成为公司理财领域学者的研究重点,以往的研究大多注重整体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结合具体无形资产的构成系统研究不同类别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

以我国2012—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更为普遍;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保护股东的利益。     

低碳城市试点、媒体关注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双碳"战略视角

文章以我国分批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微观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手工收集整理的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数据为样本,深入探究企业在承接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同时基于环保合法性考察外部媒体关注所发挥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媒体关注程度高时,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体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分析低碳试点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最终会提升企业价值.     

现金股利的代理成本控制效应研究——基于半强制分红的考察

以证监会2006年5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8年10月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为背景,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下现金股利发放对代理成本的控制效应。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对高资产负债率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迫于再融资的需求,这类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提高,并导致投资不足,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不同激励程度下该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相较于投资过度现象,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第二,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投资不足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抑制作用越显著;股权激励会加剧投资过度行为,且投资过度程度越低股权激励加剧作用越显著。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较弱。     

政府资助与企业非效率创新投资研究

以2010—2013年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平衡面板模型回归预测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进而区分企业创新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即非效率创新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非平衡面板检验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投资不足或过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对自由现金流短缺且创新投资不足具有缓解效果,从而使得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创新投资过度更加严重。依此,为政府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启示,并提供了评价政府资助效果的新视角。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是企业研发活动的关键,而货币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外部可融资水平,进而间接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所需的资金供给。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研发投入受国家货币政策正向影响,即当货币政策趋紧时,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相对减弱,且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2)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会加剧货币政策的影响,融资约束程度越大,研发投入与货币政策之间越正相关。     

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以特定行业388家国有上市公司2001-2005年数据为样本,在界定过度投资水平和分析投资决策机制基础上,选取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和产品市场竞争三方面,分析并实证检验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股比例的增加使国有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更高;股权制衡对投资过度有制约作用;地方控股较中央控股国有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更高。产品市场竞争对过度投资有制约作用,但不显著。董事会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无显著关系。     

信息服务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8—2018年的信息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并分析该行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上市年龄、股票回报率以及上期投资水平对企业本期的投资效率有显著性影响。     

我国证券市场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大幅波动是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造成市场波动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当前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投资行为不合理，特别是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不成熟、不理性。从投资理念、投资研究能力及加强监管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水平，是实现市场稳定运行的关键。     

环境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从产权性质的视角,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研究环境不确定情况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偏离度正相关,环境不确定的存在会使企业偏离最佳投资规模从而出现投资效率偏低的情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情况下,国有企业既有可能表现出投资过度也有可能表现出投资不足的行为,且投资过度行为比投资不足行为更加严重;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可能出现投资不足情况。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