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院诸“老”——九号院与中国农村之二

在几乎整个1980年代，九号院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中枢之地。第一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在这里酝酿形成。西皇贼眼下，这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性的院落，曾经聚集了一些高层政治人物。我初出校门便进入其中，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印象深刻的，不仅有政策过程中的诸多往事，还有一些“老”者。这是一些革命资历比较深的人，通常，我们称呼为某“老”。从这些“老”身上，或许可以捕捉中国政治的沧桑流变，品味改革年代的风云激荡，甚至还有更多领悟。     

未来“老”世界

多少年来，老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权杖交给子女，王冠戴在小辈头上，自己坐在摇椅里含饴弄孙，冷眼旁观年轻人的种种愚蠢幼稚行为。但随着全球老龄人口的迅速增长，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将会增加三倍，从现在的6．06亿增长到近20亿，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超过儿童。老年人不再是被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     

农村“老漂族”的城市生活困境及出路探析——基于淮安市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老漂族"作为跟随子女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面临着生理、心理、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生活困境,这些生活困境的形成是自身、家庭、社会与国家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农村"老漂族"自身、家庭、社会与国家等多主体共同发力,帮助农村"老漂族"早日走出城市生活困境。     

不要“老”在新加坡

刚来新加坡时,在地铁里,一位白发老者随人群挤上来,按照在北京的习惯,我赶紧起身让座,没想到他连连摆手,我几番推让,他终究不肯坐。于是我只好忐忑地坐下,再看周围,尽是一些年轻人心安理得地坐着。而眼前这位老人虽不算老态龙钟，也明显上了年纪，但显然，他没把自个儿当“老人”。     

论“十一五”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

针对我国西部农村贫困的发生机制,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战略模型的构建要动态地调整为与之对应的从平面型到立体型的转化过程,“教育反贫困”是指通过教育对人的素质和发展技能进行全面提升,斩断贫困的累积循环因果链条,从而实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滨海县老促会：发挥“老”的优势

老促会的优势就是“老”，“老”是历史积淀，“老”是宝贵财富。几年来，我们充分发挥“老”的优势，做好“促”的文章，老促会的工作得到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和群众的赞扬。     

百年“秋林”痛失“老字号”——老品牌如何避免一改就死

日前，首批“中华老字号”公布，拥有106年历史的“秋林”榜上无名，而之前因三家同时争报“中华老字号”品牌折戟入围资格的哈尔滨秋林家族两兄弟近日再起纷争，部分秋林专卖店受到兄弟厂家封杀。[编者按]     

“三位一体”：农业经营体制的苇大创新——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研究员陈林

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抓住了三农问题的要害,这项改革对新时期改革全局的探索亦十分有益,2013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来到浙江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因此,每到重大的改革关口,人们往往会将目光再度投注到农村,汲取奋发前行的灵感和动力。     

中国农村如何突破“温饱陷阱”？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才能改善农村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2005年中国财税论坛上，金人庆部长说，“十一五”时期，在支农方面我国财政仍将秉承“多予、少取、放活”的工作思路，把着力点转移到“多予”和“放活”上，主要表现在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提出，这是不是意味着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浮出水面？     

解决中国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节选）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说中央的思路越来越明确。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1999年中央提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0年又提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目     

中国：“世界工厂”的美景与“破坏增长”的困境（下）——中国“世界工厂”进程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世界工厂”化的美景自不待言，眼下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的困境也一目了然。接下来，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能养活中国吗?这是一个美国粮食专家“布朗式”的发问。布朗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口如此之多，粮食需求如此之多，耕地的减少又如此之快，中国势必向世界进口粮食，中国会饿死世界吗?     

中国“赤脚医生”之父

2006年8月21日至23日中午，中央电视台第7套《见证》栏目以《赤脚医生》为题，连续3天报道了这位73岁的土家族老人。他是一位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中国不多，世界少有。毛泽东3次接见夸奖：《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赤脚登临世界卫生组织论坛：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农民到厅长破格提拔：前程如日中天之时断然辞官还乡：“厅长夫人”至今仍是农民。[编者按]     

从农村城镇化中求解“三次”问题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既有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土地户籍不便流动、农村农民负担过重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农业、农村、农民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有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不科学等决策方面的原因。专家学就“三农”问题的研究、立说，可谓见仁见智。现在让我们听听一位来自我国中西部的县级领导的声音，也许能为我们观察“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深入抓好农村“双向培养”工程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推动和实践”。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肌体上的_个个细胞，农村党员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直接关系到基层组织能否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的组织、推动和实践。     

论当今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举措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似乎仅仅是城市的专利，在农村除了20多年前那次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外，基本没有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动作。我们只看到城市一轮又一拾的体制改革不断推追，生产力的释放不断体现；农村自那次改革後，再也没有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出现，而这正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结症所在。那些所谓的面向泉村的改革，诸如：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医疗改革、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等，均不涉及基本经济体制，只能治标不治本。要想根本性地改燮“三农”的落後面貌，追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只有勤一动农村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舍此无其他良策。     

中国农村可否经得起“韩流”的折腾？

在我原来的印象里，只有爱追星的小女生才是“哈韩族”，有点意外的是中国官员们也加入了“哈韩”的行列：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中国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意取经韩国的“新村运动”。在未来的3年内．有关方面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中央研修院在今年已经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了“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