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一、耕地流转“非粮化”的特点与原因从流转对象来看,农户对农户流转的耕地基本还是用来种粮食,但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农户对种植养殖大户的流转,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耕地“非粮化”问题研究

粮食属于准公共物品,离不开政府干预,政府负有阻止耕地"非粮化"的责任。不同类型的耕地种植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选择是否种粮。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可以兼顾各耕地种植主体的价值目标,有效防范耕地"非粮化"。论述了政府干预耕地"非粮化"的原因,划分了种粮主体的类型,总结了耕地"非粮化"的原因,提出了阻止耕地"非粮化"的对策。     

耕地“非粮化”领域政府部门职责明晰化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构建职责表述具晰化、职责边界清晰化和跨部门协同明晰化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耕地“非粮化”治理中政府部门职责明晰化情况进行评价。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国家发改委在耕地“非粮化”领域的职责明晰化表现相对较好,职责明晰化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及国家发改委;四部门在职责表述具晰化上的得分相对较高,在职责边界清晰化上的得分则相对较低,在跨部门协同明晰化上的得分介于前两者之间。研究结论：要实现耕地“非粮化”治理中政府部门的职责明晰化,必须厘清农业农村部在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具体职责,推动自然资源部与农业农村部建立明确清晰耕地“非粮化”监测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同时明确国家发改委的职责表述并厘清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职责边界。     

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我国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耕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问题与对策建议

该文分析了当前耕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非粮化"问题和耕地"非粮化"对粮食生产的冲击。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稳定种粮面积比例;稳定和完善种粮补贴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规模化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及规范性;细化农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为规模化种粮者提供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的支持。     

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调查

<正>推进土地流转,发展种粮大户是近些年来湖南省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后长期需要坚持的。而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出现的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对稳定粮食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围绕耕地流转和非粮化问题,我们赴湖南省的株洲、衡阳两市及下辖的株洲、攸县、衡南、祁东四县进行调研。采取听汇报、座谈会、个别走访等方式,先后深入株洲县、攸县、衡南县、祁东县的16个乡镇,走访15个合作社、6家公司、15个种粮大户及部分农户,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户的意见,     

农地“非粮化”问题研究

当前,农地“非粮化”造成的粮食隐性损失已远超耕地“非农化”造成的显性损失。通过分析可知,农地“非粮化”是既定约束下农地经营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寻租创租”的结果。为此,一方面,应该提高粮食的比较收益,完善精准补贴,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强农地利用监管力度,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从而保证粮食生产,保护国家粮食安全。     

“非粮化”利用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呈显著增加趋势,全国耕地“非粮化”率约在27％以上,但各地区耕地“非粮化”的类型、程度存在差异[1, 2].针对各类“非粮化”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有效阻止“非粮化”行为.     

农村土地流转非粮化与粮食安全

由于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较低,农村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出现了非粮化的倾向。土地非粮化虽然取得了眼前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上看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只有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非粮化的问题。     

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资本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农地过度资本化问题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随着耕地价格上涨,耕地价格与耕地非粮化存在“U”型关系,“U”曲线在耕地价格为969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耕地价格上涨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作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2）耕地价格与非粮化的“U”型关系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区域异质性,“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在耕地价格为876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较全样本拟合曲线的极小值拐点约降低90个单位。研究结论：农地适度资本化未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而当农地过度资本化时,耕地价格上涨会促进耕地非粮化利用。未来在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政府有效介入,正确引导和监管市场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完善用途管制制度。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的 文章基于当前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情况,分析整治成效、面临困难与存在问题,提出耕地“非粮化”整治优化方略,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方法 文章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政策文件解读方法。结果 （1）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各地启动耕地“非粮化”整治行动,有效抑制耕地“非粮化”,扭转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局面。（2）耕地“非粮化”整治也面临一些困难,出现急于求成,一刀切等问题,经济损失大,矛盾激化;部分地区缺乏系统性,效果不理想;给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耕地种植管控行为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3）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建议采取将“耕地非粮化整治”明确为“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优化基本农田划分方案,实现“基本农田”名符其实,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稳妥有序整改,切忌简单粗暴一砍了之等6项应对措施。结论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应进一步优化耕地“非粮化”整治策略。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和重点方向。研究方法：文献回顾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在研究尺度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粮食主产区,而多尺度耦合研究尚显不足;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非粮化”的概念界定较为一致,但测算方法尚未达成共识,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防治策略较为丰富,但就如何构建区域协调治理机制的研究尚且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而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不足且多学科综合研究范式亟需完善。研究结论：未来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应着力构建全方位、多角度认知框架并采取分类化的管控策略,加强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强化多尺度耦合研究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增强测算方式的创新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构建耕地“非粮化”研究新范式。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耕地多功能转型及对耕地“非粮化”的变化响应研究

在复杂的气候变化和世界局势下,防止耕地“非粮化”、挖掘耕地多功能、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粮食安全保障、国民经济贡献、社会安定维护、生态安全承载4个维度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刻画2000—2020年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规律,并利用敏感度模型分析耕地多功能对耕地“非粮化”的敏感程度。研究表明:(1)2000—2020年间耕地各项子功能值在整体上呈现剧烈—平缓—剧烈变化趋势,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和国民经济贡献功能上升,而社会安定维护功能和生态安全承载功能下降。(2)安徽省“非粮化”程度呈下降趋势,在地域差异上表现为皖南地区高于皖北地区。(3)耕地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社会安定维护功能、生态承载功能对耕地“非粮化”程度变化敏感性增加,而经济贡献功能的敏感性下降。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值高的地区对“非粮化”不敏感,社会安定维护功能的敏感区域与“非粮化”程度高的区域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最后,提出强化耕地多功能管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科学设定“非粮化”标准等建议。     

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

近年现行的一些新型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对于＂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非粮化＂从短期来看对提高耕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迁及“非粮化”影响评估

研究目的：揭示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化规律,量化“非粮化”对耕地食物生产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非粮化”治理、保障食物安全提供基础依据。研究方法：食物热量计算模型、LMDI分解法。研究结果：（1）经过波动增长（1978—1998年）、波动减少（1998—2003年）、快速回升（2003—2016年）和缓慢增长（2016—2020年）,2020年中国耕地食物热量达113.23×1014 kJ,是1978年的2.58倍。（2）耕地食物生产结构呈现口粮减少而蔬果、油料、玉米快速增长的特征,其中口粮热量占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且西北、广西和青海的耕地食物热量主体分别由口粮转为玉米、糖料和油料;蔬果生产增速最快,热量占比增加了5.02倍。（3）1978—1998年和1998—2003年耕地食物热量变化主要由口粮引起,影响程度分别为46.31%和-64.84%;2003—2016年和2016—2020年耕地食物热量增加分别源于玉米和蔬果的贡献,程度为53.42%和28.30%。（4）1978—1998年、1998—2003年和2016—2020年,“非粮化”分别在14.63%、73.30%和23.81%的程度上抑制了耕地食物热量增长,其中,2016—2020年,“非粮化”是上海、江西、海南和贵州耕地食物热量减少的主因。研究结论：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向多样化转型,“非粮化”抑制了耕地食物供给增长。要树立大食物观,以耕地食物增产作为分区域、分次序推进“非粮化”治理的重要原则,重点关注“非粮化”导致耕地食物供给减少的地区。     

耕地流转中过度“非粮化”倾向产生的原因与对策

针对近年来我国典型地区耕地流转中出现的过度"非粮化"问题,剖析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即:种粮比较效益低、法律和政策规定对土地流转的用途不够明确、地方政府对种粮缺少应有的支持与鼓励、农地管理制度和监督缺乏、土地流转费用高以及对流转后耕地用途的片面理解等。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完善粮食补贴制度、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加大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产生隐患。选取并整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省域层面耕地非粮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和比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总体趋势,经济作物产业发达的省份耕地非粮化情况更为严重。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都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中,一产比重和三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及耕地非粮化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二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经营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起正向作用,但对耕地非粮化率影响作用不大;财产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适度耕地非粮化,应尽快对耕地过度非粮化现象采取针对性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