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选取 2003～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设置3 种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东部样本、 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 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5年相关数据对中国电力规制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明确的规制框架、独立规制机构和不断成熟的规制对象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地提高了电力产业总量和效率，降低了价格水平和垄断利润．但在改善服务质量方面尚未发挥有效作用。总体看，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效果是明显的．良好的规制设计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电力产业提高绩效，在实践中也是电力产业绩效改善的推动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衡量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程度,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①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②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以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仅增加0.5%左右;③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这些发现表明,环境管制尽管对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运用Tobit 面板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1）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技术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 （2）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均衡, 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最低; （3） 用各种指标度量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 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1年间,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增长趋势趋于稳定;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环境规制对FDI行业份额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份额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效率不高,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对中国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进行分析,深入讨论环境规制对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且环境规制与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基于此对政府环境规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互动— —基于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 2003 ～2016 年度285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 综合运用了空间静态面板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探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行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策略模仿行为; （2） 地方政府若有长期规划, 那么短期内的环境规制竞争则呈现温和的竞争态势。 但反映长期的跨期互动的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替代的本质不会变, 并且一地的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3）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点, 竞争策略会随着污染物不同而动态调整; （4） 从空间关联结构的角度看, 地理相邻仍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中的首要考虑因素。     

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城市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比土地城市化更为直接;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总体刺激效果不佳; 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受城市化、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表现的最为敏感,其 城市化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均有显著的冲击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无论城市化还是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反应都极不敏感。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高抑制了技术创新,中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而且各地区核心技术创新指标不同,东部地区最突出的技术创新是实用新型与发明型,中部地区是外观设计型与发明型,西部是实用型与外观设计型;环境规制的间接作用在东、中两地区表现为正向作用,在西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各地区表现不同。最后综合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

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强度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技术创新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能够充分实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双赢,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的技术基础。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