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公共品供给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研究

从代际维度看,环境规制的成本主要发生在当代,其影响却超出了一代以上人的范围,因此,环境规制不仅是一种一般性公共品的供给,也是一种代际公共品的供给。由于环境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在代际间的不对称,通常具有正的代际外部性,因而在现实中往往出现供给不足的趋势。     

资源代际公平的研究

资源的代际公平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代人对资源的使用已经破坏了资源的代际公平,我们应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有力措施来保证资源的代际公平。     

论代际公平视角下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

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可采储量有限,并且不能再生,从而具有可枯竭的性质。当代人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具有负外部性,它对后代人利用资源的能力产生影响。传统的解决代际外部性的方法,例如基于产权理论的议价模式、政府实施税收制和限额制、调节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等,均有其局限性,应该加以改进。     

浅析自然资源利用中的代际外部性问题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外部性问题, 本文在传统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代际外部性的概念, 并对其种类、表现、产生原因、特点等进行了阐述。     

浅谈代际公平的实现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可持续发展成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原则,不难发现代际公平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代际公平的实现是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基础。代际公平的实现需要全人类的努力,我们应当重视这一问题,分别从制度、观念、代内公平等角度采取有力措施。     

社会性规制负外部性问题研究

应用外部性理论分析我国面临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发现,负外部性在微观层面未能得到充分抑制,导致社会性规制的广泛缺位与失灵,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和基本社会福利提供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进程滞后现象,妨碍了社会福利的改善。     

基于污染密集产业转移的FDI环境外部性代际效应研究

在我国引入的FDI中,有相当部分是随着污染密集产业转移而进入的,这产生了与日俱增的环境压力。从代际关系入手可知,引入污染密集产业会使后代人在环境资源产权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虽然短期内会带来生产的效率,但这是以损害代际公平为代价的;从代际福利的角度来看,若综合考虑环境质量与经济效益,则这种生产的效率实际上是"无效"的,因而需要将对FDI的利用纳入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以利于可持续发展。     

“代际公平”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及其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路径选择

传统经济学从经济人假定出发,将资源枯竭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正值贴现率政策,其缺陷在于忽略了代际公平问题,从而背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了真正实现资源的持续性使用,必须同时重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在将代际公平原则加以具体化、定量化和实用化方面,代际财产转移模型(霍华思模型)和综合效率持续模型分别提出了持续下的效率和效率下的持续的解决思路。     

科斯定理解决环境负代际外部性局限分析

当代人在按照自己意愿利用和选择环境资源方式组合时容易给后代人带来不利的影响，即产生负代际外部性。科斯定理在特定假设前提下提出通过界定产权的方法来解决外部性，但恰恰正是这些假设条件导致其解决生态环境负代际外部性问题上的失效。因此，代际负外部性的解决还需要经济学理论新的变革。     

政府规制和公众参与对中国环境不公平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及中国省际工业废水排放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省际间环境公平的驱动因素。结论表明,政府规制在全国样本以及三大区域样本下都和环境公平显著正相关,公众参与在全国样本下和环境公平显著正相关,但在分区域的静态面板中则不显著,这洗明中国目前公众参与还很薄弱,政府的正式规制起主要作用。同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公平的拉动作用最大,应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     

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家庭贫困的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的分析,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地方税收效率及公平性实证研究

在现行经济及税收制度下,增值税和行为税收入比重提升会提高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比重的增加在提高资本要素产出效率的同时,却会降低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提高有助于提升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而后者同时会降低资本产出效率;资源税类收入比重提高将会降低资本要素产出效率;流转税、所得税、行为税和财产税占税收收入比重的增加都会引起经济的总体产出的减少;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具有显著的公平效应,其中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公平效应相对更强,资源税及增值税也具有明显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Environmental Abate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employs an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of public abatement 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distribution of welfare. Whereas public abatement benefits the oldestgenerations in terms of non-environmental welfare, future generations gainmost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welfare. The overall benefits tend to besmallest for generations born at the time of the unanticipated policy shock.Public debt policy, however, can be employed to ensure that welfare gainsare distributed more equally across the various generations. Such a policyimplies that natural capital crowds-out man-made capital.     

Double Dividend with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Efficienc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ouble dividend and distributional issues with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framework with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We characteriz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needed to obtain a double dividend, when the revenue of the environmental tax is recycled by a variation of the labor tax rate. We show that an employment dividend may occur without any efficiency dividend and t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not always harmed by the fiscal reform, even without an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Therefore, three dividends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can occur simultaneously.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大量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提及。为此,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逐步提高,即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2)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U"型关系。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治污技术的提升,而且能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技术支持。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