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合作情况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走出去”各项业务继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国家出台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方针，对外投资和合作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政府部门的相关促进、服务、保障、监管体系更为完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微观层面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主动性较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前中国亟需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中国——海洋、崛起、发展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5月11日]中国过去27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成功地把国家财富提高到历史性的水平。面对这个现象，尽管有许多国家像马来西亚一样认为中国特快的增长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种机遇，但却引起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日本的忧虑，他们提出“中国威胁论”并加以传播，试图妖魔化中国的兴起。     

企业对外投资需要转换战略思维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近期的热点问题。日前，专家提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要有“服务外包”意识和“战略联盟”思维。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外维权与风险防控

“十一五”期间。中国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经济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200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2289亿美元，是“十五”时期的7．6倍。年均增长34．4％，投资分布于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整体呈较快发展趋势，投资潜力日益凸显。但是总体上当前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还存在着总体规模不大、整体质量有待提升、基础部分尚待夯实等问题。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通过对美国OFDI迅速成长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成长路径以及成功要素入手分析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文从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发的理论入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共同组成;企业所有权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国家特定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     

回望“十五”时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中国在“十五”期间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五年过去了，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成绩斐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遍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以联想集团为例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我国家经济安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规避国外贸易壁垒，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及时掌握外部信息的积极举措。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247.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7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36.4%。尽管如此，我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却比较有限，本文试以联想集团为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和探讨。     

多维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数据

中国已由商品输出阶段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输出的过程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06年—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投资引力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分析经济、政治、法律3个维度的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的负向影响依次减弱,且制度差异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从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且对中国在沿线转型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非转型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从不同资源丰裕程度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资源丰富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沿线资源匮乏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境外投资文献综述

境外投资是指我国公司、企业、个人将资本投向境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其具体形式包括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建立合营企业、收购外国企业、国际工程承包等。在有些文献中，境外投资也称“对外投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FDI”等。     

企业“走出去”策略喜人

国家正式提出企业“走出去”战略已有4年，取得了可喜成果，截至2003年底，经商务部批准的我国非金融类海外企业累计达到7470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达334亿美元，对外投资范围已扩展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理性决策海外投资

金融危机迫使全球资金流全面收缩，但中国却加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应当说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从“产品生产者”向“资本输出者”转变。近年来跨国并购逐渐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尤其是这两年我国企业的并购案例不断增加，但海外并购的步伐却并不顺利。     

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的三大风险

如果中国以"债权投资"为主的对外资产结构不改变,那么中国对外资产负收益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运营及增值能力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对外资产负债表处于潜在风险威胁之下,因此,防范风险,调整结构,推动改革已迫在眉睫。第一大风险是"负财富收益"风险。     

共有文化印记与企业对外投资

历史上，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留下了不少共有文化印记。本文通过构建2000-2019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共有文化印记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实现。文章发现，妈祖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有文化印记的重要来源，中国企业对存在共有文化印记的国家投资额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共有文化印记对投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和企业的差异性影响，在高风险地区共有文化印记促进投资的作用更为显著。共有文化印记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对民营企业投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我们以来华游客数量作为民心相通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共有文化印记如何通过促进民心相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建议。     

环境标准软联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际环境认证的研究视角

文章选取国际环境认证这一环境标准软联通方式作为研究视角，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了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环境认证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国际环境认证来进行环境标准软联通有助于其“走出去”。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国际环境认证不仅有助于通过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以降低环境壁垒，还有助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降低资金壁垒，从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截面分析发现，当投资国家为“一带一路”国家、行业特质为重污染、市场竞争为高程度、产权性质为民营时，国际环境认证更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论揭示了国际环境认证视角下环境标准软联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拓展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政府推进环境标准软联通、企业实现“走出去”提供了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