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     

以经济学为导向看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已有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会导致效率受损，或通过降低平等程度来提高效率总是有效的。即使不考虑机会不平等，仅结果不平等对效率的作用也是正负双向的，而正负两种作用综合所得结果不一定总是对效率有利。只有当刺激效果超过破坏效果时，增大不平等指数或牺牲一定程度的平等才能使效率提高。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平等与效率的两难冲突并不存在。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权利不平等的视角

我国居世界之最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但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威胁。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权利不平等，包括政治权利不平等、教育权利不平等、医疗卫生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公共投入不平等。解决我国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在于缩小城乡权利差距，这才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     

不平等来源、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不平等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会导致社会分化，影响社会关系。本文在实验室中构造了四种典型的收入不平等来源：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以此为背景，本文研究了个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来源对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分别有着怎样不同的影响，并尝试从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心理的角度对这一影响的机理进行解释。本文的主要发现是：自我财富水平并不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但自我财富相比他人财富越多，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他人财富相比自我财富越多，反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各类不平等来源可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优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亲社会行为，劣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反社会行为。     

论广告在社会生活方式不平等的重塑中所扮演的角色

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流行的名词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些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并且有多种因素影响着生活方式的不平等。本文将阐述广告在生活方式的不平等的重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广告究竟是缩小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平等，还是加大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     

中国的机会不平等水平与特征研究*——兼论城市规模的影响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依托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理论，采用事前参数法，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度近年来我国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对机会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分析了户籍、家庭、性别等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探讨城市规模、城市的区位差异和行政等级差异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趋势，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存在明显上升的地区差异，在城乡、性别和年龄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直辖市、省会等高等级城市倾向于有更低的机会不平等水平。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承担着差异化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作用效果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表明，财政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制定减税降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时，尽量降低税负不平等程度以减轻企业税负痛苦指数；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弘扬依法征税精神；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不必平等,但必须公平

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关注应该胜于对收入平等的关注，机会不平等是深层次的原因，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     

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家庭微观数据构造的面板数据，使用Tobit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增加了个体消费不平等，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从收入不平等以及消费平滑渠道这两个角度，验证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围绕“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增加了更高层次消费的不平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谈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已有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都隐含了这样一假设，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会导致效率受损，或通过降低平等程度来提高效率总是有效的。即使不考虑机会不平等，仅结果不平等对效率的作用也是正负双向的，而正负两种作用综合所得结果不一定总是对效率有利。     

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本文讨论了当个人劳动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差异如何通过遗产机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论文分析表明：在偏好、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整个经济系统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平等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的不平等状态与初始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一次性的产权配置都是无关的。最后，本文分析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持续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在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而偏好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由于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持续不平等。     

中国农村工业的私有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来自山东和江苏的证据

这篇章使用基于回归对不平等的分解方法和2000年在山东和江苏省进行的员工调查，分析了乡镇企业私有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私有化后的乡镇企业中，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不同程度的增加：员工间所有权分配份额不平等、对人力资源回报的增加以及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等。     

浅谈我国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八分配的不平等。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扣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例U型曲线项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同时，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收入分配不会平将妨碍教育公平。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审视与应对

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有必要重新审视不平等问题。与收入不平等相比,消费不平等是对经济不平等更好的度量。因此,以消费不平等为研究对象,在对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行多维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城乡消费不平等呈现出倒U形走势,区域消费不平等不存在倒U形规律;收入不平等通过预算约束差异形成消费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和路径依赖形成消费不平等;制度因素通过消费机会和消费资源的分配形成消费不平等。缩小消费不平等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缩小收入差距外,政府还应努力促进教育公平、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异和推进制度改革。     

财税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优化财税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再分配及减贫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福祉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制定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财税政策宏观统计数据，文章计算了我国财税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边际贡献，测度累进性、税率和规模对边际贡献的集约边际影响，并设置不同政策情景，探究财税政策变动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高税收政策累进性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税率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减少不平等；视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边际贡献最强，政府补助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弱，但提高政府补助的瞄准率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对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发挥积极作用；财税改革可能会因政策间的交互作用产生反直觉的兰伯特难题现象。文章认为，财税政策改革不仅需要考虑各政策工具的自身属性，还需要考虑其他政策工具对再分配效应的共同影响。     

人力资本不平等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生育率机制--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人力资本不平等对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分析了人力资本不平等通过生育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不平等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居民的生育率越高，而高生育率反过来阻碍人力资本投资，即生育率机制是显著的。     

企业连锁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不平等：基于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的分析

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中分布不平等，但较少有研究分析精英群体中的社会资本不平等情况。基于陕西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不同性别（先赋性因素）和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后致性因素）的董事在多项网络中心度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网络中男性董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男女比例随时间变化呈稳定状态，但男性董事和女性董事在网络中心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董事越趋于网络中心地位。研究证实在董事群体中存在基于后致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不平等，但不存在基于先赋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不平等。     

农业风险冲击、农业保险保障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关系农民福利、获得感与满足感，解决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尤为重要，那么农业保险是否能降低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文章基于Kesten分布，建立农村家庭收入模型，引入风险乘子与保险乘子，通过数值模拟来研究灾害损失、农业保险保障、补贴以及农险市场结构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因素对基尼系数存在线性影响，农业灾害会提高收入不平等，农业保险补贴的提高和事前异质性的降低可以减轻收入不平等。另外，文章运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单方程回归和联立方程回归证实了灾害损失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农业保险保障、农业保险补贴和事前同质性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同时，面板门槛回归发现了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而面板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发现事前收入越公平，保险越发达，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文章结论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农业保险“扶贫攻坚”，改善分配工作，帮助农业保险更好地发挥保险保障和金融服务实体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