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及未来政策走向——以上海为例

我国的户籍改革按照从小城镇、中等规模城市再到大城市的逻辑顺序展开。大城市户籍改革面临着人口承载能力限制、财政分权模式下的差别待遇、人才与人口可控性等一系列难题。消解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压力,涉及均衡区域资源配置、是否保留户籍的工具性,以及筛选机制和户籍门槛等核心问题。大城市户籍政策调整的关键仍然是寻求政策供需的均衡点,未来的政策走向是渐进式改革与福利供给"普惠制"的实现。     

异地高考和教育公平

异地考生面临高考的时候,因为户籍的问题,注定要比大城市的同龄人付出更多努力,我们期待的教育公平,到底还要等多久？     

逐步放开异地高考的政策建议

异地高考的方案已经逐步开始实施,各地的政策各不相同。解决异地高考的难题可以首先解决随迁子女考学分离的当务之急,然后再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第一步是允许随迁子女在就学地参加高考,但不在就学地占用录取名额,其录取名额从户籍所在地划分出一定比例。第二步即最终目标是完全放开异地高考,允许考生在任何地点参加高考并参与录取。在此之前,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调整各地的录取比例,直至最终实现高考公平。     

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问题研究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明确提出：“当前，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但是当前农民工进入城镇落户仍面临一些问题。     

浅析石河子户籍政策

本文首先简单阐述新疆户籍政策的变化历程,然后引出石河子当前的户籍政策.通过与乌鲁木齐户籍政策的对比,得出石河子当前户籍政策的问题.主要问题是购房落户有购房面积限制、人才引进落户过于苛刻、投资落户要求过严、投靠落户中,被投靠人落户时间需求年限过长.接着,笔者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包括取消购房落户购房面积要求、完善人才落户、放宽投资落户条件、缩短被投靠人落户需求年限、增设荣誉市民落户五个方面的建议.最后,笔者对石河子未来户籍政策近期、中期、远期进行了思考.     

我国廉租住房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南京市为例

廉租住房分配制度是建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具体实现财政收入分配功能的手段之一。针对廉租房分配中存在的覆盖面过窄、实物配租受益对象界定不清、布局不合理、收入标准划分困难、户籍限制等诸多问题,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可以从实施严格的准入退出管理制度、合理布局廉租户、健全廉租房法律体系、放宽户籍限制、加大惩戒力度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以实现廉租住房的公平有效的分配。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 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 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 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问题研究综述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同步，中国农民工群体正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壮大。他们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体，但是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他们都不同程度的遭受过歧视，因此对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刻不容缓。从农民工问题的提及以及户籍限制，社会保险缺失、最低等方面对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对现有的研究作出评价。     

云南4尺校长照料百名留守学生

熊朝贵是云南省马关县夹寒箐镇么龙村人，肢体残疾，身高1．38米，今年50岁。1983年，因当时高考限制没能参加高考。1985年，他在家自办学习班，带有不同年级的10多个学生。1989年被聘为代课教师，1999年9月转为正式教师，自2007年9月任么龙小学校长至今。熊朝贵即是校长，也兼顾6年级毕业班的数学课。     

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与出路

中国城市化进程较慢，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在加快中国户籍改革上，当前主要存在四种障碍，即思想认识的障碍、制度配套的障碍、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以及法律上的障碍。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继续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尽快启动户籍立法工作，废除户籍政策特区，用法律形式保护公民的迁徙落户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户籍改革相关的配套制度。具体在户籍改革上，应该严格以合法住所进行户口登记，简化和降低落户条件，根据居住面积和时间划分暂住和永住两种类型户口。     

动向

国家给予支援西部等毕业生优惠政策 《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日前公布，其中指出，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就业并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由政府补偿学费，代偿助学贷款：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登记失业并自主创业的，如自筹资金不足，可申请5万元小额担保贷款。     

中央放宽户籍政策的解读与落实

2009年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亮点，是“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中央的号召，只有化解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性举措，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就业、落户与市民化待遇，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落实的前提，是要正确理解中央的相关决定。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之路

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     

谁占据了医疗资源--市场转型时期医疗资源分配研究

1978年后，中国社会结构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改变了由权力占有及“再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伴随着中国市场转型，“谁得到了什么及为什么得到（who gets what and why）”尤为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关注。1998年医疗改革至2008年，究竟是谁在医疗资源占据上更有优势。根据上海地区“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成人问卷”的1200个样本，实证地验证了在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时，人力资本对于医疗资源分配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占据了更多的公共医疗资源。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户籍相关，导致城市户籍的人口的医疗补贴高于农村户籍人口。人力资本在医疗资源分配中具有优势，受教育年限高的人相对地占据了更多的医疗资源，获得了更多的医疗补贴。     

户籍限制与集团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源配置的视角

本文基于张吉鹏和卢冲(2019)构造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标,结合工业企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数据,探究城市落户门槛如何影响集团企业创新。研究表明,所在城市的户籍限制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但集团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本文提出假说认为,集团企业的这种优势来自内部人力资源流动配置,当母公司落户门槛高于子公司时,人力资源从母公司流向子公司,促进了子公司的创新。一系列回归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说,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户籍限制对集团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大,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不显著,对规模更大的企业影响更大。     

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

为何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但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却很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从教育帮助农村居民突破户籍限制的角度进行解释。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通过将极度正向选择性的永久移民分离出来,并放回到农村样本中去以修正样本选择偏差,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的自然实验作为工具变量,我们发现农村教育收益率有显著提高,由原始样本的3.2%提高到5.7%。对农村居民而言,往往是高等教育更有利于他们突破户籍限制,因而,我们还估计了大学教育收益率,发现城市大学教育收益率为50.4%,农村大学教育收益率也高达50.6%,考虑到城市户籍附着的潜在福利收益,农村大学教育收益率可能会更高。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以促进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体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本文分析了人口流动性的内生决定 ,以此解释中国户籍管理政策变迁的动因。文章表明 ,分权框架下的区际竞争将推动政府降低人口流动成本。一般而言 ,集权 ①框架下的最优流动性水平普遍低于分权框架下的流动性水平。与我国近 2 0年来户籍政策变化相一致的是 ,跨区劳动力配置需求的上升增加了户籍管制的效率损失成本 ,将推动人口流动成本下降。我们认为 ,除了协调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限制地区间税收竞争以最大化税收收入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 ,我国户籍管制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是便于执行地区差别政策。而设置流动成本的效率性取决于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致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