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重要的生意伙伴近日在日本召开的软银股东大会上,马云以9％得票数连任软银集团董事会成员。不久前还因支付宝事件打嘴仗的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和软银董事长孙正义似乎“和好如初”。孙正义评价称马云依然是“很重要的生意伙伴”。     

从“前程无忧”看中国企业人事外包管理战略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已是大势所趋，商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商业竞争白热化迫使全球企业寻找各种途径，来达到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吸引人才等最终导致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在此背景下，企业人事外包开始出现于各大公司集团的战略选择当中。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人事外包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增值，还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地实施人事外包战略，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培育众多的、成熟的、专业的人事服务供应商。毫无疑问，前程无忧是一家大型而专业的人事服务供应商，服务范围遍及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本文从中国企业人事外包的必要性人手，进而分析了人事外包的优劣所在，最后对前程无忧的实务操作进行深度解析，希望能对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起到促进作用。     

电影投资大幕拉开——张宝全：将电影还给大众

张宝全是一个商人，但有着挥之不去的电影情结。现在他正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蒙太奇数字电影技术和有巨量资本支持的“152”推广模式，进入电影领域，试图让曾经被贵族化的电影回归大众。     

牵手“老大” 中国碳交易首度全球叫卖

作为世界上碳交易最大的卖方．中国的碳交易全球化迈出重要一步。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与全球最大碳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SergeHarry共同签署了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的CDM（C1eanDevelop-ment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将同时在BlueNext的渠道上发布。这是中国的碳交易卖家首次直接面向全球公开。     

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基于“中国之谜”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中国之谜"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有如下基本内涵:(1)政府主导的强制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2)"渐进式"的增量改革;(3)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次大国模式"。中国金融发展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及高度统一的金融体制起主导作用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模式的特殊路径与顺序选择。理解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博弈与耦合。     

方贵权:中国纯生啤酒之父

方贵权是“中国纯生啤酒之父”的说法开始在业内流传。然而，作为珠江啤酒集团的掌门人方贵权并不喜欢这个美称。“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珠啤能有今天，全是集团上下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人低调．淡泊名利，无论环境如何变迁，地位如何变化，他依然是心中一团火，默默地无私奉献．甘当中国啤酒走向世界的“孺子牛”。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的“风”式管理

风是自然界空气流动的产物。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自然文化积淀、讲求“天人合一”与“顺其自然”的经济日益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国度，企业以“风”式管理来提升企事业管理效率以应对全球渐显深入的金融危机，应该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容易被企业员工所接受。     

管理决策的中国辩证法、“易”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

中国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们最初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西方辩证法距离实际的管理决策甚远,而中国辩证法则是管理决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尽管中国辩证法不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但在管理决策中非常有用。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图式理性。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之为易管理理论(Change Theory),易管理理论可以成为构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试解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兼介其小说《梁夫人的三位千金》

赛珍珠(1892-1973),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以小说《大地》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曾任南京大学教授。她热爱中国,发表过不少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本文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解开她的“中国情结”:(1)热爱中国;(2)了解中国文化较深;(3)受中国影响的美学思想;(4)对中国医药学颇感兴趣;(5)与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婚外恋。     

全力打造金融服务外包的中国品牌

提及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人们常这样描述：欧美国家是“世界董事会”，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办公室”。这些说法当然都有偏颇之处，无非表明中国并不甘于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其实中国在愈来愈多的行业中已经成为“世界董事会”，已经成为“世界办公室”。这三个角色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的不同就在于，是制造业发达还是服务外包业为全球领先。     

“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的经验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使用OECD STAN按行业和终端用途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分,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时间呈递减趋势。2006-2010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6%。在此基础上,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笔者计算出同期中国出口制成品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为美国创造了171万多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的就业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东西迷思与自性危机——中国现代性问题札记

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所有话语中,关于“东”与“西”的言说迄今依然是一个恒定的主题。本文把“导向危机”置于“自性危机”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试图以此展开中国现代性反思的一个侧面。     

作为方法的“中国”——评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1972》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的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知识界在变革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社会变革的全新理念影响了日本中国观的形成,中国一度成为战后日本知识阶层想象的异邦,不少日本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来寻求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向。如今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并在学理上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是日本学界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与转型风险——兼论“中国模式”

自经济体制改革为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全面社会转型期。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药方"存在着诸多制度缺陷,并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本文对比了中国改革前后的主要社会变化,分析了"华盛顿共识"的施行效果和中国发展模式独特的转型途径与制度设计,最后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转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思路。     

“先声夺人”——刍议中国的公共外交战略

自9·11以来,公共外交的概念越来越被世界各国熟识,中国也不例外地参与到研究和实践中。在阐述公共外交的涵义和作用的基础上,阐释中国公共外交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简要提出相应建议。     

“新基建”与城市创新——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新基建”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并结合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评估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该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均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对经济较发达城市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创新水平影响并不显著,但能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投资集聚水平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三条途径提升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空间溢出效应检验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在提升示范城市创新水平的同时,也带动了相邻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本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基建”赋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零预受的首次要约收购——南钢股份收购案

<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中国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时中国证监会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予收购方全面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颇为不满,认为这样作不符市场运作的规范,过分照顾收购方,有损于目标公司股东尤其是目标公司小股东的利益。200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并购管理办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豁免要     

见贤思齐焉——中国企业治理向外国的借鉴

巴纳德指出：组织是一个协作的系统，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内部平衡和外部适应。因此，从完整意义上说，管理应该是适应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有效的整合、配置和利用有限的可获资源，以实现企业既定目标的动态、创造性的活动。在中国企业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受“路径依赖”影响，一直将管理理解为通过计划、组织、人事、指挥、控制各种职能的发挥，保障企业按预定的方向和规则运行，完全忽略了创新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导致中国企业管理长期以来活力不强、效率低下。[编者按]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