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对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数智双元能力和资源复合效率的中介作用

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突破了企业传统的封闭式边界,加强了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交流、信息沟通以及研发合作。然而,数智技术如何赋能企业创新行为及其开放式创新绩效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数智赋能—数智双元能力和资源复合效率—开放式创新”的理论路径,构建了数智赋能影响数智双元能力和资源复合效率,进一步影响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理论模型。本文利用针对科创型中小企业发放的354份调查问卷,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企业能力理论和复合基础观理论,分析了数智赋能对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结论表明,中小企业数智赋能行为在资源数据化、流程数字化和组织智慧化3个维度提升了企业综合数智化水平,数智双元能力和资源复合效率发挥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开放式创新绩效。     

数智赋能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智赋能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广受重视。基于“数智赋能—业务流程敏捷性—服务化转型绩效”的逻辑框架,探讨数智赋能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机制。根据219家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传统制造业通过数智赋能提升服务化转型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智赋能通过业务流程敏捷性的中介作用提升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从而对服务化转型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双元组织学习正向调节了业务流程敏捷性和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     

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路径研究——TOE框架下的fsQCA分析

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知识创新—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区域创新链,在“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开展评价,探究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各省份存在显著差异,且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的关键要素有2个,即数字化技术水平、市场化水平;提升路径为4条,即知识—研发—产品创新均衡型、研发—产品创新引领型、知识—研发创新引领型、产品创新引领型。上述结论有助于拓展区域创新链研究视角,同时,对提升不同地区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具有现实价值。     

数字化转型、环境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fsQCA的组态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环境-技术-组织”三重条件出发,用fsQCA方法对我国A股已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多因并发性,并且存在多条有效路径;（2）制造企业高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有3条,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将其归纳总结为“技术变革推动型”“环境因素驱动型”“全因素导向型”;（3）制造业企业非高绿色创新水平存在1条“被动求生型”路径。文章从组态视角进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为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条件组态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内地29个省市的QCA分析

以中国内地29个省、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创新基础、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和国际技术溢出4个维度选取有代表性的8个变量,探究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发现,存在技术转化型路径、国外技术吸收型路径等4条关键路径;R&D人力投入、区域外技术购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且核心条件;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组态中某些条件具有可替代性。研究结论揭示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刻画的4条路径对不同地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分类评价的视角

科技人才是实现区域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分类评价视角将科技人才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创新创业类三个类别，从创新主体、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类别与区域创新差异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开展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三类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主要基于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立足于创新个体的基本素质、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业类科技人才侧重创新个体的影响力和创新环境。(2)三类科技人才与区域创新发展之间呈现九种组态路径。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共同主导型，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个体—组织共同主导型、个体—组织—环境均衡发展型，创新创业类人才为个体驱动型、环境主导型。(3)三类科技人才既有环境主导型这一通用性驱动路径，也有各自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不同组态路径的替代关系中创新环境“硬条件”支持尤其重要。最后，本文基于三类科技人才个体、组织和环境的要素组合，为驱动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赋能企业商业生态系统跃迁升级的机理及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融合叠加商业模式创新催生商业生态新业态,实现跃迁升级。本文结合扎根理论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阐释数字赋能企业商业生态系统跃迁升级的机理,探究多重组态路径。从生态视角揭示了数字资源通过与传统要素资源融合释放数据价值,并驱动形成价值循环体系、实现价值共创、塑造商业群落,最终实现企业商业生态系统跃迁升级。基于fsQCA的多组态分析发现,数字赋能企业商业生态系统跃迁升级历经两个阶段分别为价值共创和商业群落生成。其中,价值共创实现有两条组态路径,即产品创新与要素融合相组合,技术融合同低产品创新、低数据资产相组合,且产品创新构成了价值共创的核心条件。商业群落生成的组态路径表现出以下特征：价值共创和价值链接协同下分别和网络组织、数据赋能相组合,网络组织和数据赋能互为替代,即在一方缺失时,分别与价值共创或价值链接组合实现商业群落构建。研究结论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持续优化,实现数字商业生态资源的充分共享及最优利用,提供了关键方法和思路。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条件组态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内地29个省市的QCA分析

以中国内地29个省、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创新基础、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和国际技术溢出4个维度选取有代表性的8个变量，探究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发现，存在技术转化型路径、国外技术吸收型路径等4条关键路径；R&D人力投入、区域外技术购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且核心条件；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组态中某些条件具有可替代性。研究结论揭示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刻画的4条路径对不同地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基于32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为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实现高赋能成效的路径进行探究,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凝练出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实现高赋能成效的不同条件组态。结果表明,技术维度、个体维度与环境维度下存在数字化的便捷程度、可应用的场景、创业者素质、创业者风险偏好、政策性支持、金融信息平台建设6个影响赋能成效的因素。在6个因素的不同组合下,形成了3条取得高赋能成效的路径,即：全面均衡型、环境拉动型、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路径。     

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数智融合作为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对发展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以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并且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智融合通过绿色认知和绿色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更大;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企业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新模式;应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继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推进企业绿色转型。     

组态视角下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之举,明晰颠覆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驱动模式,对后发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整合分析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49个后发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结果发现：单一前因条件难以成为驱动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其中,市场驱动型和组织联盟型能够触发“自下而上”颠覆式创新,政府驱动型和技术主导型可以催生“自上而下”颠覆式创新;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前因条件组合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颠覆式创新;不同驱动路径前因条件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结论不仅能够揭示我国颠覆式创新多重驱动因素及复杂联动机制,而且可为后发企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TOE框架下智慧城市治理路径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35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为经济社会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影响因素和治理路径的深入探讨。针对这一现象,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基础上,构建了智慧城市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35个重点城市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缺乏是低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的瓶颈条件;高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存在4条“殊途同归”的驱动路径,具体分为两种模式,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下的治理模式,“组织+环境”主导下的治理模式;低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与高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形成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智慧城市的治理路径与作用机理的深入探讨。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基于30个省份案例的NCA与fsQCA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科研资金投入是区域高技术产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产业高创新绩效组态存在3条驱动路径，即“创新主体—资源投入—特定环境”驱动型、“创新主体—人力资源—协调环境”驱动型、“技术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均衡环境”驱动型；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投入、创新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在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路径选择与地方政府行为

文章基于区域创新系统和绿色技术创新三维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工业绿色技术路径选择与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对中国14个省市区2008-2018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偏好选择绿色工艺创新;每条路径都有1～2个显著相关的地方政府行为;工业企业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信贷干预支持;财政支持行为对工业企业选择路径2和路径4已产生"挤出效应";企业内部因素与区域地理空间要素大部显著影响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路径选择.最后给出了强化制度约束、优化环境规制行为和财政支持的政府行为、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力度、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等政策建议.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数智创新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入,数智创新成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全新动能的关键动力,然而,数智创新如何推动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故而,文章基于数字创新理论,以2016—2020年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计量模型与组态效应分析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数智技术对数字技术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数智创新可通过数据资源商业化路径、企业多元化创新路径与产业链价值创造的内驱机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且该机制会受到数智金融的非线性影响。由此,文章提出了产业链主导型、非研发创新型和数智化驱动型三个基于数智创新的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的先进区域,承担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引领重任,如何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难题,探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识别有效的组态路径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以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组态和多元路径。结果表明,高研发创新投入和高创新效率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条件,其中研发创新投入是基础,创新效率是关键;存在两种影响因素条件组态可以产生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即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和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有4条,均存在创新效率条件要素缺失。最后,从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加强创新要素协同、明确园区产业定位等方面提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