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视角来看,信任对于减少绝对贫困有积极的作用,但某些形式的社会资本难以减轻绝对贫困,关于社会资本是否能减轻相对贫困则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从动态视角来看,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保险的机制平滑消费、减轻暂时贫困,通过促进融资和创业、保护产权、促进公共品提供和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消除长期贫困。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反贫困的积极作用有减弱的趋势。本文基于理论评述,提出了深化社会资本的减贫理论机制（尤其是对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改进社会资本测量、加强因果效应识别等未来的研究方向。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我国城市贫困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国企改革进行而日渐凸显的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该问题还将进一步演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难题。本文从构建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对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剖析,说明社会资本对贫困的滋生以及反贫困制度安排有重大影响,从构建制度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的视角,提出提升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政策性建议,以期为破解我国城市贫困这一难题提供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反贫困工作

贫困是与发展如影随形的一种社会现象,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有着紧密联系,社会资本的缺乏产生贫困、加剧贫困、再生产和固化贫困.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的反贫困工作,应该从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排斥和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着手.     

社会工作参与西部地区贫困治理

贫困问题长期制约着西部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纵观西部地区贫困状况和社会工作在西部地区贫困治理中的不同实践,首先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服务提供者和外部环境三方面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西部地区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分析指出相对贫困治理中社会工作参与西部地区贫困治理应从服务区域、功能定位、服务方法、贫困内涵、贫困致因、反贫困理论、分析维度等方面进行视角转换,发挥社会工作在西部贫困治理中的优势和作用。最后,从行动理念、目标策略、服务领域、自身能力建设、制度建设5个方面对社会工作参与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实践框架进行了构建。     

贫困研究综论

本文以本世纪末的贫困研究为对象,就贫困的认定和反贫困制度两个领域的研究与操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评论,认为本世纪末,关于贫困的认定,争议主要集中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界定,贫困的测量和贫困的发生机理三个方面。反贫困制度研究的焦点是反贫困的目标确立和对策研究。本文从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就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看,本世纪末的贫困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现实的贫困问题紧密相关;二是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究明显不足。因此,建议未来的贫困研究应在方法论上有所深入和拓展。     

贫困治理转型中社会工作参与普惠金融的作为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将会出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整体区域性反贫困向以个体和家庭为主体的精细化反贫困转变，从解决生存问题的绝对贫困治理向解决发展问题的相对贫困治理转变，从减缓贫困向预防贫困转变，从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统性任务转变。这些转变对我国贫困治理以及普惠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普惠金融在以往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瓶颈，深刻制约了其反贫困实效。因此，要想提升普惠金融的反贫困效能，需要将金融服务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社会服务，因其在价值追求、理论视野和方法技巧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在推进普惠金融反贫困中发挥一系列重要作用，如测量评估和精准识别服务对象，提升金融能力与素养，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协助开发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社会资本与农村相对贫困——基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将成为我国后扶贫时代的工作重心。农村相对贫困的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防止农村脱贫人口再次返贫？本文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个体的社会资本会通过公共服务满意度间接影响相对贫困。政府应该重视这一中介传导机制,积极培育农民社会资本,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更加多维综合的保障体系缓解相对贫困。     

马克思贫困与反贫困思想探析

马克思贫困与反贫困思想在世界反贫困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我国反贫困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其加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从马克思贫困思想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两方面展开探析,全面阐述马克思对贫困概念的理解、马克思对贫困人群的界定以及马克思贫困与反贫困思想的主要内容等。     

中国城市反贫困的新视角：社区发展模式

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本文从社区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反贫困视角，总结出社区发展对城市反贫困的三大功能，即：精神整合，资源传递和动力机制功能。结合我国城市贫困和社区发展的现状分析，本文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转型期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方法、特征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上升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贫困效应越强;(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映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并且,要实现快速的减贫目标,应当实施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发展政策。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与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

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问题仍不容忽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桥梁，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有序衔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如何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并尝试建立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缩小——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文章首先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2750份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通过替代核心自变量和变更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PSM模型和IVProbit模型以及ERM模型进行内生性讨论，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缓解了农村经济相对贫困。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机制验证发现，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缩小劳动力禀赋差异和技术禀赋差异，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差异缩小和技术禀赋差异缩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1.22%和7.36%。可见，应将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体系纳入农户相对贫困治理机制考虑范畴，引导农户从传统家庭化生产转向现代社会化生产，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范围；同时完善就业服务等相关配套体系以吸纳释放的弱劳动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     

中印非政府组织(NGOs)及其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研究

本文通过对印度和中国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实地调查研究,分析比较两国NGOs在政府的管理政策、法律地位、资金来源及外资的影响力、民族宗教特性、组织治理绩效等方面的异同,以探讨适合亚洲地区特色的NGOs扶贫开发机制。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健康受损时,会通过"劳动效应"、"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影响其经济脆弱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连接下,通过及时获取信息与资源等对农户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偏误问题、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会通过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两条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分项指标则通过信任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男性户主更易因遭受健康冲击而陷入经济脆弱困境,处于劳动年龄的户主在利用社会资本缓解经济脆弱性方面更具优势;而社会资本在缓解健康冲击对农户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机制逐渐被正式医疗保障机制所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构造基于预期贫困定义的贫困脆弱性指标（VEP）进行替换变量回归,进一步证实所得结论。文章的政策涵义在于,应加强对于农户健康风险的管理,并重新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缓解经济脆弱性,阻断贫困。     

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老人的多维贫困吗？——兼论“贫困恶性循环”效应

老年人贫困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险则在国家反贫与脱贫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CLHLS2011）大样本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构建Logit计量回归模型,将农村老人贫困分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精神贫困三个维度,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保险与农村老人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人多个维度的贫困。文章进一步指出农村老人贫困存在“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精神贫困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但社会保险对农村老人陷入“贫困恶性循环”起到了的调节效应,即社会保险弱化了不同贫困之间相互的正向作用。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政府改善农村老龄人群的贫困状况提供可靠的政策依据。     

商洛农村社区贫困成因及扶贫模式研究——以陕西商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为例

农村建设包括农村社区和个体农户发展两个层面,二者必须统筹兼顾.以陕西商洛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商州为例,探寻乡村社区贫困成因及治理模式.农村社区贫困是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产物,包括自然条件恶劣,交通落后,贫困文化影响,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森林资源利用政策制约等.乡村社区扶贫应以整村推进、移民搬迁和特色产业开发为主,辅以劳务输出和教育扶贫.     

基于农户感知的森林碳汇扶贫效应分析

伴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森林碳汇项目时间的深入,项目实施区域农户在森林碳汇项目实施、持续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农户对实施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价值评判决定其行为态度,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双赢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文章借鉴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了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基于典型民族地区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大规模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取得较为明显的扶贫效应,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2）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的赞成率为72.56%,农户愿意支持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的赞成率为69.82%,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其中,感知利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 > 感知社会利益 > 感知生态利益,农户对触及自身切身利益的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经济利益感知最高,尤其是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对外来投资引入的最为敏感。感知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 > 感知心理风险 > 感知经济风险,鉴于长期、大面积的林业生态建设衍生负面影响日趋扩大和农户对近期、客观风险感知的敏感性使得农户对情景风险的感知最为强烈。     

Analysing post-apartheid poverty trends by geo-type, 1997–2012: The understated role of urbanisation and social grant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poverty trend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with an explicit focu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1997–2012, I first describe changes in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ousehold access to different income sources and services, by urban–rural geo-type. Income data are then used to generate poverty statistics, which cast light on divergent trend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Next, I employ a poverty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further explore some potential reasons why the poverty trend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have differed. Data from the Afrobarometer are then used to probe how subjective non-monetary welfare has changed over time across geo-types. The evidence from all surveys suggests that the dramatic increase in access to services and social grants in rural areas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