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异质性、断层线与创新战略——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中国沪深A股12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高管团队断层线强度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断层线负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对其异质性、断层线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诉讼制度诱发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制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中国生态司法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公益诉讼试点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撬动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而非单纯的“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公益诉讼制度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公益诉讼制度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的绿色创新效应。本文丰富了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为“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最新经验证据。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与高管人力资本的中介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重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成效,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并探析绿色金融和环保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资金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就越高,而预防性环保投资就越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强化资金约束程度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同时加剧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当环保压力较高时,会强化资金约束与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而当环保压力较低时,会加剧资金约束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上述效应比较显著。     

媒体压力、融资约束与工业企业碳排放——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7年沪深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探讨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媒体压力显著抑制企业碳排放,且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碳减排。回归结果还表明,绿色发明专利会削弱媒体压力的碳减排效应,增强融资约束对碳减排的抑制作用,而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存在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最后,对结论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引入交乘项,以此检验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互关系.结果 显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扮演着调节效应,即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环保信息披露的奖惩力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工作以及引导金融机构等对策建议.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负向绩效期望差距是否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与营销投入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负向绩效期望差距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与营销投入的机制差异，以及媒体关注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随着实际绩效和期望目标间负向差距的扩大，企业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大幅度显著增长，且营销投入增长幅度更大；②来自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负向绩效期望差距对两者的影响大于历史负向绩效期望差距的影响，且行业压力和资本市场压力对研发投入、营销投入的影响显著不同；③当绩效不佳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度更高时，负向绩效期望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与企业创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高管海外经历具有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采用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海外经历通过抑制短视主义促进企业创新,这一影响路径受到融资约束的前半路径调节和政府补助的后半路径调节。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上述影响路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成立,在衰退期不成立,融资约束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前半部分调节在成熟期成立,政府补助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后半部分调节在成长期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管理层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黑箱”,拓展管理层海外经历经济后果研究,为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环保支出、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识溢出3条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低清洁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对政府制定外贸与绿色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