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种地农户增收——来自种植业全生产链条赋能的证据

保障“种地”农户的金融供给和收入,既是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亦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更是巩固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文章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实,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中的微观农户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种地”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赋能种植业生产链的视角解构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近年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样本中,在非粮食主产区和家庭农场的样本中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种植业生产链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但这种作用机制在粮食主产区和普通小农户的样本中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深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保障“种地”农户收入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了吗

2016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金融体系的普惠水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了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使用2017年CHFS调查数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概率,提高配置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例,此结果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一致。这一影响在城镇地区的家庭和使用第三方支付的家庭中更显著。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数字金融降低了家庭参与成本、增加了金融可得性和扩宽了信息渠道。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行为提供了实证证据。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农户正规信贷需求？——来自CHFS的证据

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造面板数据,使用面板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机制检验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和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的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促进金融知识积累进而提高家庭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对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的促进作用则通过数字支付渠道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分析

家庭如何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实现家庭投资绩效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家庭投资多样性和投资绩效都还不高,家庭风险-报酬比也远远低于国外。所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就显得较为重要。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4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投资绩效与投资多样性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家庭投资过于偏好投资性房地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不充分。这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扶贫攻坚战略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数字融入”困难的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基于此，文章借助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究人口老龄化对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家庭数字金融参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增加风险厌恶以及降低金融素养、数字工具使用和互联网普及率，削弱家庭参与数字金融的动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举措，有助于减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金融参与的负面影响。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素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扩张效应,其中对低层次消费借贷扩张效应更强,金融素养提高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分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主要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数字化程度作用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对“长尾”群体更显著,即对农村和中西部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更强的扩张效应。另外,该扩张效应存在工具门槛及知识门槛,拥有智能手机及高学历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消费借贷。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信息通讯技术对金融普惠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13市48个县、市、区金融机构的经验数据

在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基础性金融服务的供给与传统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相似性。文章理论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对基础性金融服务供需均衡的影响机制,指出信息通讯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加了金融服务的供给渠道,并降低机构向偏远地区、农村家庭、城镇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时的成本,在新的市场供需均衡状态下,供给总量大幅提高而价格变动较小。随后,基于江苏省13市48个县、市、区金融机构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信息通讯技术的提高对金融覆盖面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还显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信用环境等因素同样正向影响,而区域公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加杠杆”？——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随着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家庭部门"加杠杆"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上升的解释，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并对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具有长期影响。从数量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每增加1%，相应杠杆率将上升0.0058%。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文章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对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杠杆率的提升在有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25-55岁家庭、农村地区家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强化支付便利性和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家庭杠杆率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中国"战略、理解结构性去杠杆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考。     

移动支付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两个维度,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移动支付的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有效性程度。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能够通过提高金融知识水平、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及缓解流动性约束等路径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及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得出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金融作用于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政府及金融机构制定相应的促进金融创新举措,提高政策精准程度,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家庭福祉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目标的实现。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效果研究——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信贷模式,形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这一新的业态。它通过创造新兴的消费金融产品来催生居民消费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再以新需求带动新增长,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助力供给侧改革。以流动性约束作为切入点,先系统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再基于2011-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组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缓解了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增加,改善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对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对流动性供给不足、服务缺失的低收入群体的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和行业的异质性考察

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视角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社会就业的原理及机制,并采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社会就业.相较于国有单位及企业就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就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但会抑制第一产业及部分第二产业的就业,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优化社会就业结构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对新基建的投入以提升社会整体就业水平,拓展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以促进个体及私营就业,科学协调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以缓解转型过程中的就业压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相结合,为深入探讨数字金融的普惠意义提供了新视角。我们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后,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促进小微企业出口。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生产率更低的企业出口,并改善小微企业的营运资本使用效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大。高资金负担、弱政企关系以及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受益更大,这是雪中送炭的表现;而在金融软环境更好的地区小微企业受益更多,则是锦上添花的表现。     

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发现广西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还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重点研究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最后分析当前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发现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全国还存在差距,同时也缺少龙头企业的支持。今后,广西应该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高金融创新的能力,促进广西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价值

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以实证方式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价值;环境不确定性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