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人情信任——基于双Probit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在市场经济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冲击下,具有差序格局的农村人情信任日渐缺失。本文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视角探讨农村人情信任动态变迁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人情信任呈现非线性影响,即随着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村民之间的人情信任将经历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轨迹;且这一基本结论在模型设定、估计方法、测量误差、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人情信任的影响具有收入阶层异质性。具体而言,收入差距拉大使低收入阶层更容易表现出不信任他人,使高收入阶层更容易引发他人的不信任。(3)收入差距对人情信任的影响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且这一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更为显著。     

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2003～2015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村庄离婚率的影响。考虑到村庄离婚率为受限被解释变量,为了得到一致估计,本文分别构建了Tobit模型和两部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出会显著提高村庄离婚率;相比于劳动力流出到村外县内,流出到县外省内劳动力的比例越高,村庄离婚率越低;村庄离婚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村庄离婚率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另外,村庄人均纯收入、纯务农户数占比、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性别比等因素对村庄离婚率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村庄离婚率上升及由此可能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治理困境和农村发展形态问题是我国农村最大的问题

就农村问题而言，当前我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或许正在于治理的困境和农村发展的形态问题。就治理来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普遍外流和村庄秩序的解体，部分农村不仅村民自治难以真正实施，日常的村庄治理也受到强人、恶霸和混混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社会冲突在部分农村还很严重。而就农村的发展形态来说，在城镇化大举推进的当下，适度反思我们的城镇化步调是必要的，重视农村建设的特殊性和多样化更是必要的。     

熟人社会:村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差异

熟人社会在近年来乡村研究领域被广泛用以概括村庄面貌和特征。本研究借鉴社区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信任互助、和谐程度、村庄归属、人情往来与组织网络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样本中198个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频繁的人情往来是当前村庄熟人社会的显著标志,而组织网络是衡量现代型村庄社会资本的关键指标。大多数村庄属于以人情为主要联结、社会资本总量偏低的过渡型熟人社会。样本村庄的社会资本在信任互助、人情往来以及村庄归属等维度显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和分化可以从村庄非农化、人口规模与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得到解释。     

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

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出全国23个省(市)3 277个农户家庭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户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非劳动力流动户4.7%;从劳动力流出地村庄特征来看,少数民族聚集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少,而高污染企业、矿产资源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多;此外,农户家庭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村庄地理特征对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要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并通过技能培训、政策扶持等激发贫困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得"输血"和"造血"一起运行,助力脱贫攻坚战。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农村市场发育与村庄经济研究

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农户非农就业的增加 ,农村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已逐渐出现。当农户之间的市场交换活动发生在村庄内或一个小区域之内时 ,农户之间的市场交换就会使农户之间产生很强的市场联系 ,一部分农户的生产、消费决策行为的变化就和另一部分农户行为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 ,政策变化对农户的影响就要考虑农户之间的这种联系 ,这时就适用村庄经济的研究方法如村庄社会核算矩阵乘数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等方法。本文通过对三个村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分析发现 ,农村土地租赁、农业劳动力、借贷市场已经相当发育 ,农户之间由于这些市场的存在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其他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育 ,但由于主要是外向性以及农户较少参与其中而对农户之间的联系影响较弱 ,但三个市场农户的参与以及市场紧密的联系已经为应用村庄经济研究方法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5省2000个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关键力量,而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增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本文利用5个省份25个县100个样本村20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控制了农村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影响...     

山西省村庄变迁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城镇化运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农村、乡镇的面貌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在山西,大规模的撤乡并镇、村庄撤并工作使得山西村镇数量急剧减少,这是城镇化运动的必然阶段。作为城镇化运动中的主体——广大农村劳动力,随着自身观念的转变,开始选择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寻找打工、创富机会。但伴随村庄结构变迁和劳动力出走,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本文以山西省村庄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山西省村庄变迁的主要因素,并根据村庄变迁带来的主要问题总结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中原经济区突出的特点是经济欠发达,"三农"问题突出、城镇化率低,劳动力资源充裕、人口压力大。"十二五"规划纲要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研究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变迁过程、现状、特点及其提出制度性的政策建议成为中原经济区应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国内外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果颇丰,但针对中原经济区这一特定区域的特定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仍属阙如,研究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关联的特定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向。指出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特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农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迅速变迁,村民自治模式将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并有可能最终突破村民自治框架,实现村庄治理方式的转换。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思路。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性研究

[目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均进行着调整,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而这种外流受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存在很大的关联。[方法]为了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文章利用1978~2014年面板数据,通过GMM三阶段分析法将农村流动劳动力流入各产业的比重变化,与三次产业结构比的变化进行描述性的对比分析,并建立联立方程及模型。[结果]研究表明: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在我国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第二、三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生性关系。[结论]并针对这一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更好的引导农村流动劳动力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组织分化现象日益明显,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必须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打击各种非法组织等对策,发挥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积极影响,抑制其消极影响。     

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与社区社会资本变迁

本文试图通过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来考察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变迁。在传统农村社会,互助换工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同时还对社区认同、互惠规范以及社区参与等社区社会资本的要素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村庄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改变了村民之间的合作方式,直接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各要素的流失,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农村社会内部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     

破坏性势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千村调研的数据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破坏性势力对村庄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探讨了二者间的权变因素及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破坏性势力显著地阻碍了村庄的经济发展,降低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地方政府新官上任对破坏性势力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地方政府新官上任会削弱破坏性势力对农民收入的消极影响;村庄创业精神在破坏性势力与农民收入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破坏性势力会通过遏制村庄创业精神降低农民收入水平。本文以破坏性势力为切入点,探讨了这一非正式制度对村庄经济发展与创业精神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深入理解新兴市场的制度变迁及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农民合作社村庄整合的实践与反思——基于闽赣浙湘豫土地股份合作社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农村秩序失范的背景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村庄整合的重要功能。合作社的产生主要是出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经济目的,但成员共同利益和关系格局的形成促使内部整合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及基层政府、本村非社员村民和外村村民之间的博弈、互动进行外部整合。从村庄治理的角度而言,合作社村庄整合是构建村庄善治图景的有效路径。然而,由于合作社社会效应的外部性,村庄整合实践中还存在整合功能附属性、合作社地位弱势和实体经营不足等制约因素,需从多方入手完善合作社市场主体地位和促进合作社向综合主体的转型,以保障村庄整合的有序性及整合结果作为治理资源的效用发挥。     

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用地集约化研究

研究目的:以1990年以来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村庄规模变动为基础,指出当前村庄用地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其变化的动力机制与用地集约化的途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统计分析法。研究结论: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村庄总人口减少和用地面积增大并行,江苏省城镇用地与农村用地同步扩张;村庄规模的变动受内、外因的共同影响,城镇空间扩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外因,内部建设用地变动是主要的内因。未来村庄用地集约化要进一步加强村庄规模的调控力度,使其协调发展,适应农村用地集约化发展的需要。     

从村庄的兴衰变迁看农村的未来发展——以吕梁市临县治花泉村为例

一个村庄代表一个社会。村庄的变迁,则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变迁。治花泉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的贫困小山村,那么以一个村的兴与衰看农村未来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潜力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村庄分类研究

文章以具体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结合某城镇的村庄分类进行针对性研究,在人力资源以及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的发展潜力进行定位。综合耕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进行利用效率的评价,将其作为村庄分类的主要依据,并且定位了不同发展潜力下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优化办法,以此作为当前乡村振兴的核心发展内容,供参考。     

广东农村劳动力流动分析

本文分析了广东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与特点,结合实际调查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并对广东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笔者认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和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外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量将减少;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省内贫困地区仍是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珠江三角洲地区仍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聚集地。受文化素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仍主要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