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意见分歧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中文媒体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崩盘风险的诱因之一。通过对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作用,随着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增加而加强。在宏观经济良好时期,非国有股权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未明显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甚至起到了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定价偏误：成因、后果与机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利用200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股票定价偏误,而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信息环境、行业类型和区域位置的企业中有所差异。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风险承担、竞争战略差异在这一关系中的机制作用以及高管金融背景因素在这一关系中的负向调节效应,并分析了股票定价偏误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与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为深入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就相关政策制定提出了参考建议。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目标设定与棘轮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经营业绩目标数据以及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业绩目标棘轮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设定业绩目标的棘轮效应越弱;并且棘轮效应的不对称性越小。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历史业绩的决策有用性,促使企业提高对高质量同行信息、内部经营计划的依赖程度,从而导致业绩目标棘轮效应下降。在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排除替代性解释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业绩目标设定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宏观-微观”影响机制的全新视角,并拓展了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抑制还是抬升?

本文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纳税声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具体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高纳税声誉有助于减轻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其中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影响不显著.影响机制表明,高纳税声誉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度,增加了企业税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则降低了税负水平,且减税幅度高于增税幅度.异质性检验说明,高纳税声誉对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研究企业税负诱致因素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也为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构建现代财税体制提供启示.     

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发挥监督效应和声誉效应，即通过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声誉水平，进而抑制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信息环境越差，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抑制作用越为明显。研究基于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指标，扩展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肯定了良好的ESG表现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风险对冲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外汇风险对冲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作用越强。机制研究表明，外汇风险对冲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资源效应”的发挥。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内控质量较高或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外汇风险对冲的作用更明显，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强。     

营商环境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是通过测度企业税收负担的波动,从微观视角考察企业税收风险的度量指标,反映了微观主体在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下的纳税遵从成本.本文结合我国营商环境改革的背景,重点研究营商环境优化是否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税收不确定性.以2009-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此外,本文还重点考察了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时,营商环境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差异.本研究有助于企业管理层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战略,降低企业税 收不确定性、缓解企业税收风险,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评价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粘性北大核心

本文以美国对华“301调查”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为外生冲击,利用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成本管理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影响管理层对调整成本的评估、加剧管理层的短期保盈动机以及对未来经营的悲观预期,显著降低了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海外客户占比高的企业、出口美国的企业以及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管理层主要通过削减人力资源成本而非物力资源成本进行成本调整。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成本粘性下降虽然短期内缓解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但从长期来看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的文献,也有助于深化对宏观环境不确定下企业成本管理决策的认识。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羊群效应——基于贷款行业结构相似性视角

立足于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现状和经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羊群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7—2020年我国99家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银行贷款行业结构的相似性，从而加剧了银行羊群效应，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资本充足率低、流动性水平低以及资产透明度低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羊群效应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我国银行业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对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保持政策连贯性、防范银行业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财务风险控制影响高管薪酬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权衡理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以及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逻辑,当企业经营风险上升时,应该下调财务杠杆以控制财务风险,进而实现长期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的。本文以经营风险上升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财务风险控制界定为下调财务杠杆,并据此研究财务风险控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营风险上升时,下调财务杠杆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这种效应在经营风险上升程度大、国有企业和控股股东分散化投资程度低的情况下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财务风险控制敏感性越强,企业下一年度的股价崩盘风险和破产风险越低。在理论上,本文对最优薪酬契约、结构性去杠杆和产权性质的相关研究进行创新和拓展,为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实践上,为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去杠杆政策提供实证支持,为提高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供借鉴。     

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

本文立足外部不确定性视角,提出汇率不确定性对企业重要涉外经济行为(跨境并购)影响的实物期权与风险对冲效应。本文以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宣告的跨境并购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跨境并购的可能性,实物期权效应占主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决策正相关,风险对冲效应占主导。横截面检验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对跨境并购的抑制作用在汇率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更高以及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有效汇率反映一国贸易条件,行业竞争激烈与汇率经济风险更高的企业,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加剧时更有可能进行跨境并购。最后,汇率不确定下的企业跨境并购取得了较好的财务绩效(汇率风险约束使企业并购行为更审慎高效),降低了有效汇率风险敞口。本文区分了双边汇率与有效汇率的差异,拓展了汇率波动的经济后果与跨境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为“双循环”下我国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汇率市场化改革、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提升并购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创新效应——来自涉外经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汇率政策调整与微观经济主体无法准确预期汇率政策变化情况将形成“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本文以易受汇率冲击的涉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汇率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涉外经营企业研发投资与未来专利产出提升,创新文本信息披露显著增加。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创新激励效应在事前汇率风险更高、属于高技术产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汇率政策不确定性虽约束信贷规模,但会促使企业寻找替代性融资支持研发。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汇率波动微观后果的研究范畴,为监管部门引导企业应对汇率政策冲击、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启示。     

宏观政策不稳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成本溢价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

近年来,由于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我国财税、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上升。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检验宏观政策不稳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则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起到反向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通过降低劳动力流动和提升资本溢价水平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对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部门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分化——来自资产可逆性视角的审视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和行业出售、处置固定资产数据测算资产可逆性,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杠杆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资产可逆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关键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单位,资产可逆性渠道引起的企业杠杆分化程度增加0.29个百分点,且这一杠杆分化效应在契约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效应和融资供给效应是资产可逆性渠道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进一步,与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特征的对比结果显示,随着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现象不再明显,但企业杠杆的资产可逆性分化现象仍然显著。另外,本文进行了DID估计、替换性检验以及排除规模歧视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发现核心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结论对深入理解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杠杆分化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解决“去杠杆”政策的结构优化问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海外并购:消极应对还是积极扩张?北大核心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政策频繁变化,如何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稳业务、降风险、谋成长,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方式,从众多风险因素中识别企业个体感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高了企业海外并购的可能性,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第二,动因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出于保有海外市场、降低风险以及成长动机进行海外并购;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度距离更小以及毗邻国家进行并购;第四,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较高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海外并购能够提升企业长期绩效。贸易环境频繁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主体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为企业如何应对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