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素。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企业绩效和企业风险承担两个渠道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绩效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成本粘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会显著加剧企业风险;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有效调节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成本粘性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的投资风险;公司治理有助于缓解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负面影响。同时,成本反粘性同样会加剧企业风险,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缓解此影响。本研究深化和丰富了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更好的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降成本"目标、防范和应对企业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数字化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的“蓄水池效应”还是负向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货币政策较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较高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也更能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渠道分析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来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才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为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管理者团队特征、金融资产配置与实体企业信用风险

基于实体企业信用风险视角,本文探讨金融资产配置效果,并考察管理者团队特征对金融资产配置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可减少实体企业信用风险,但长期看,金融资产的风险缓冲作用在逐渐减弱;管理者团队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的企业,越倾向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这有助于减少实体企业信用风险,而管理者团队学历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信用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管理者团队的年龄及任期对金融资产配置效果的影响越弱。本文研究拓展了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经济后果分析,对优化管理者团队结构、降低企业信用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沪港通交易制度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一项重大突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这一外生政策,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标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沪港通政策对标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需通过香港地区投资者的活跃交易来实现.此外,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机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提供了经验证据.     

保险需求会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购买保险作为家庭理财和规避风险的两种形式,对于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为检验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建立包含保险需求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CRITIC法构建保险需求指数,分析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需求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份额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在保险收益较少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缴费金额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比重,但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对社会医疗保险敏感性不高;保险需求的变化对农村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影响更大。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董事长金融经历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具有金融经历的董事长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通过区分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投行工作经历,利用中介效应、分组检验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经历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行经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董事长金融经历的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并且能降低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财务风险。通过研究丰富了高管特征经济效应及企业资产配置领域文献,为宏观“脱实向虚”的微观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化——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新《环保法》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新《环保法》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来实现。此外,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丰富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对政府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空气质量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空气质量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空气质量越差,将提高以现金与储蓄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抑制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和比例,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空气质量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时,以bootstrap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得出,身体健康在空气质量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上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生活满意度在空气质量与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中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可见空气质量部分通过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来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增值税非税收中性?——基于可抵扣范围与税负转嫁能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可低扣范围与税负转嫁能力对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影响。检验发现,可抵扣范围越小,增值税实际税负越高;企业面临的客户压力和供应商制约程度越高,企业税负转嫁能力越低,从而增值税实际税负越高。由此可见,宏观层面可抵扣范围的税制设计限定了企业的理论增值税税负,而微观层面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税负转嫁博弈进一步造成了增值税并非中性的现实。同时,本文以营改增为政策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进一步检验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营改增后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整体没有显著增加,但可抵扣范围较小的服务业企业税负却上升,其中对客户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更高,而供应商制约并没有显著影响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本文的发现为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并对当前增值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参考作用。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掏空"与控制权转移的视角

本文从股权质押的视角切入,基于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先增后减.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识别了在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与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动机.在金融化偏好检验中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促使企业配置具有投机性的、容易变现的短期金融资产,从而规避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在经济后果检验中发现,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企业会持有更多现金以预防不利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控股股东专注于企业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CHFS2015数据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乡总样本中配置股票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配置银行理财产品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金、债券均无显著影响。但在城市、农村子样本中,不同风险资产配置又体现出差异性,如股票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农村不再显著。我们还发现,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极低,股票比重较大,结构有待调整。     

国地税合并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研究

如何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提升微观企业的获得感是财税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从企业税负“向上容易向下难”的粘性特征切入，利用2018年国地税合并改革这一外生冲击来检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所形成的征管机关“断点”确定国地税合并改革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双重差分模型回归揭示：国地税合并显著降低了处理组企业的税负粘性。拓展检验表明，处理组企业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显著提升，股票也产生了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收益。本文研究论证了构建统一、高效的税务管理机构具有积极的经济价值，启示规范的税收征管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