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研究

选用沪深A股上市的2039家制造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创新资源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非国有、有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及实现路径

<正>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现实意义。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顺应发展潮流采取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时期，我国高度重视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状况，并将数字化转型视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举措。在国家战略背景下，企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努力通过转型实现降低产品服务成本、加速知识流动、变革组织结构、优化商业模式等目的改善企业绩效。     

新发展理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理念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采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10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管理层持股比例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实证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多、企业ESG评分较高以及产权性质为国有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具有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战略优势,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选取A股上市商业银行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整体上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来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收入比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影响自身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商业银行应加大数字化业务创新,积极开发适合数字化推广的金融产品,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的中介作用;区域性商业银行应强化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逐步补齐数字化短板等。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的角度剖析企业如何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对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与提升创新产出在政府创新补贴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第三,政府创新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更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推出差别化的创新补贴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兼论内部控制质量与政府补助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6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驱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获取政府政策扶持两种途径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非高新技术以及处于成熟期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更加突出。研究结论为制造企业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和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门槛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聚合催化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企业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抑制作用、非线性演变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和加强风险承担三条路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参考。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以汽车企业为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汽车制造作为工业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挑战。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降低成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促使数据驱动决策、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机遇。转型也面临安全风险、数据隐私保护、组织变革等方面的挑战。本文以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及动因、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应对等进行研究,以期为促进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探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显示，减税降费力度越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轻资产类型与中小型企业中，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股权集中度与两职合一皆在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企业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社会责任履行强度高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9年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在作用机理方面,数字化转型能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加强内部控制和提升资源利用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企业外部董事网络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方面,具备较高绿色创新能力的企业、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企业、非数字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较多。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异质性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机制路径,研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实证发现,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抑制作用,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则能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和新闻正面报道、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费用、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三条路径来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经济盛行的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结合文本分析法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从信息优化、财务稳定和内部治理三个方面驱动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了更多的并购活动,并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当信息环境较差时,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影响更强,当并购代理冲突较高时,数字化转型企业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此外,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并购支付溢价,这是由于数字化转型为并购带来了更多元的融资方式。数字化转型能缩短并购交易时长,提高并购成功率。此外,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发生并购的概率越高且并购绩效越好。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对评估数字化转型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并购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权益资本成本：提升抑或降低？——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以往的文献集中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少关注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本文基于Python爬虫和文本分析技术自行构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该项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票流动性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等渠道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低股权集中度企业和高行业集中度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

采用2011—2021年中国制造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且可以通过促进内外部资源协同进而推动绿色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促进了拥有高风险偏好管理者的企业及非重污染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对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的制造企业绿色投资产生的促进效应更大。     

科技金融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兼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科技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科技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两条途径,推动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长;第三,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了科技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以及对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进而助力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应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发展,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拓宽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