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农村低保策略性执行现状分析与应对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在现实中由于乡村内外各种力量的渗透和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村组织对该制度进行了策略性执行。该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庄治理资源的不足,但同是又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异化和村庄公共治理格局的解构等问题。对此主要应从明确农村低保政策细则,促进形成多方参与的治理监督机制,重塑以集体意识为核心的乡村价值认同治理基础等方面对政策及其执行进行应对。     

构建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探讨

乡村两级组织权力的弱化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乡村基层政府则既无能力、也无动力来满足国家和民众的治理需求.很难完成从汲取型组织向服务型组织转型的.更为严重的是,集体化时期建构起来的集体观念丧失殆尽,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也早在革命后经由共产党对代表传统的家族、宗族结构的消灭中而完全瓦解,加上畸形市场化的浸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治理危机,还面临"伦理危机".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博弈还是合谋?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行为逻辑研究

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我国除城市居民自治之外又一项对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事务解决、集体经济平稳运转做了详细的制度安排,还将农村地区的乡村关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单元纳入了国家基本政治框架内,但由于起步较晚,基层自治涵盖内容过于广泛,发育平台缺乏健全的法制规范,农村地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权力结构和截然相反的主体行为逻辑。本文从村庄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从乡镇基层政府、村干部、宗族势力、地方势力、社团组织五个维度探寻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的内在机理,以期对乡村治理和基层自治提供有效的制度干预手段。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以“党建+”为抓手 健全“三治”乡村治理体系

<正>近年来,山东省东平县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大、村庄迁建社区化实际,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深入开展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与探索,取到了良好效果。一、基层党建引领改革,提升乡村治理整体新高度东平县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乡村治理体系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以党建为引领,以调动党员干部力量为重点,     

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本文提倡从传播的维度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分析,而当前有关乡村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以大众传媒窄化乡村文化传播内涵的缺陷。乡村文化传播关注的是农村社群中意义的共享和文化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被视为参与农村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行动者。总的来说,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治理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同时,农村文化传播中存在关系网络、过程和语境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之外,农村文化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乡村社会变迁对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的冲击与牵引

近40多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乡村社会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空间场域,以当前乡村社会在人口结构、职业分化、乡风习俗、乡土文化、价值伦理、利益关系、治理组织、村庄治理等方面变迁的演进趋势与主要表征为研究出发点,揭示乡村社会变迁与宅基地“三权分置”、乡村振兴的关系指向,阐释社会变迁对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的冲击影响,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对社会变迁的响应之策,从而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卫生“小积分”撬动治理“大能量”

正吉林省集安市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深入探索了乡村治理体系新路径,着力将生态宜居与乡村治理有效结合,实施"积分制"助力环境整治再提升工程,取得了积极成效。自2018年以来,连续两年取得吉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第一名,并被确定为2020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力量,夯实治理基础。集安市始终坚持突出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层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强调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有助于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树立新型的城乡关系。而在乡村振兴中农村的基层治理尤其重要,有助于解决基层和农民的矛盾,和谐基层关系,是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瓶颈的重要方法。本文在强调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重要性的基础上,从发展力量、平衡机制、保障体系几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提出了优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