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促进公平：资本市场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发挥资本市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基于2014年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融资效应、收入效应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效应三个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企业和内部监管较强的企业中,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而且,资本市场开放主要提升了职工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并不明显。本研究有利于理清资本市场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也为我国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铁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梗阻”因素——“非均衡态”高铁布局与逆城市化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文章基于“中心—外围”城市高铁网络非均衡增密格局研究“高铁居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主要发现：第一,高铁网络增密对城市恩格尔系数存在显著倒U形影响,高铁网络增密更有利于相对富裕并且贫富差距较大城市的“高铁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二,高铁网络非均衡增密会扩大“中心—外围”城市“高铁居民”贫富差距。第三,距离中心城市66.10公里范围以内的非中心城市开通高铁站有利于“高铁居民”共同富裕,距离中心城市66.10—105.76公里的非中心城市开通高铁站不利于“高铁居民”共同富裕。第四,非中心城市逆城市化是高铁网络非均衡增密拉大“中心—外围”城市“高铁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高铁网络增密格局应从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转变以加速“高铁居民”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研究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潜在动力。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综试区设立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激励效应”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综试区设立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我国需要加快推进综试区建设，进一步拓展和优化政策作用路径，助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为例，考察自由贸易协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5年中国—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正式生效作为CAFTA实施的标志，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倍差法检验结果表明，CAFTA实施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这一影响在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行业集中度、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CAFTA实施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劳动报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一方面提升了企业平均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抑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企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研究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证据，也为中国进一步推进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出口参与对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出口参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且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基于全部样本匹配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使得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按地理区位分组的结果表明,出口使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提高,按企业规模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逆规模"特征,出口的正向作用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按行业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是提高还是降低,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约9.24%,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于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替代效应。同时,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中盛行的明星企业效应,在中国企业中没有明显效果。扩展分析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不会加剧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完全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关税数据,通过“倍差法”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是由非加工贸易企业驱动,并不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和议价劳动收入份额。     

高铁通车对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影响

高铁开通缩短了时空距离,加快人员流动,促进知识溢出。本文通过2008—2015年269个城市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索了高铁通车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通车能够显著的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但对于不同创新水平的城市影响存在差异,低创新水平的城市比高创新水平的城市从高铁开通中获益更多,高铁开通将缩小区域间创新水平的差异。     

"营改增"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营改增"作为中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尚有待研究.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揭示了"营改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即"营改增"使企业购进固定资产可以进项抵扣,降低了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由于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次采用2009-2015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了5.96％,并且在实施后第2年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出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服务业中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劳动需求,进而提高平均工资率,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广东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两个重要问题.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并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基于广东1978-2012的数据实证发现,广东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劳动份额每下降1％,则消费下降0.28％.因此,提高劳动份额是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有效途径.     

高铁开通、对外开放与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城市专利引用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首先将中国专利引用数据库与298个城市间高铁连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2001～2019年88506个城市配对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高铁网络对于国内城市间知识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直通高铁的城市相比，高铁直通之后，城市主动引用另一个城市专利的次数将提升22.7%。其次，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于城市吸收国外知识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使得城市引用国外专利的次数增加了16.6%。机制研究发现，高铁不仅通过人才流动、举办学术会议和科技服务等渠道促进国内知识传播，还通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外知识向国内溢出。最后，通过整理城市层面的发明专利和产学研结合专利数据，发现高铁开通的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高速铁路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速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而时空距离的压缩能否提升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仍有待检验。基于此，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开通数据，并以此作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上市企业TFP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高铁开通后使得沿线服务业企业TFP获得显著提高，其效应大小为TFP标准差的23%左右。考虑到高铁以客运为主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通车能够带来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和当地市场潜能的扩大、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在集聚效应和企业技术进步这两条机制的作用下，位于高铁城市的服务业企业TFP将得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企业TFP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大城市中。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特征，构建包含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共24项指标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域2013—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依次对全国整体、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各省域共同富裕水平展开分析，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及空间关联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共同富裕整体水平尚低但提升明显；三大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各省域之间共同富裕水平差异较大，优势和短板各异，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研究有助于识别各省域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优劣势，为各级政府推进共同富裕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高铁开通对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文章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中国区域资本流动,提高了外省向本省的资本流入规模。中国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对区域资本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但对西部地区却存在较小的负向影响。文章据此提出,各地应因地制宜地推进高铁建设,以高铁建设连通全国各区域,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高铁开通对东北地区城市常住人口的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一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近些年来高铁的大规模建设是我国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典型缩影。高铁的开通对于我国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高铁建设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导致我国不同地区的常住人口出现新的变化。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低迷,东北地区城市的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为了检验高铁开通对于东北地区城市常住人口的影响,现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东北地区一个城市开通高铁会使得该城市常住人口增加11.1%。     

共同富裕背景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方面,分不同性质收入看,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农户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且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分不同类型农户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户、非外出务工农户、农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灾难性卫生支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降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文章提出灾难性卫生支出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应对策略,为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高铁的间接货运效应评估:基于企业库存成本的实证分析

中国高铁建设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还鲜有文献考察高铁通过分流作用产生的间接货运效应.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以企业库存成本为切入点,将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深入分析了高铁建设产生的间接货运效应.具体地,本文选取2003年秦沈客运专线开通这一事件,将与之平行的沈山铁路附近企业作为实验组,省内其他地区的企业作为控制组,使用PSM-DID方法进行分析评估.基于1998-2007年辽宁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我们发现,相对于控制组企业,秦沈客运专线的开通使实验组企业的库存水平显著降低了10％～15％.进一步,根据企业主要运输方式的不同,我们构建了三重差分模型,结果发现,高铁对库存水平的影响随着企业对铁路运输依赖度的提高而增大,从而识别了高铁的间接货运效应.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还发现,高铁产生的这种间接货运效应对运输成本较高的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更大.本文发掘出高铁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微观作用渠道,即通过分流作用间接提高常规铁路的运输效率,降低企业库存成本,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并推动经济增长.     

普惠性创业扶持政策何以实现农民增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提升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本文基于2019年2139家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返乡创业企业获得普惠性创业扶持政策对当地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企业获得技能培训、税收减免和技术支持等普惠性创业扶持政策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普惠政策实现农民增收包含两种途径,提升返乡创业活跃度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改善返乡创业企业的营商环境来实现当地农民增收;普惠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东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获得技能培训政策最有益于当地农民增收;对于一产、二产和高端三产业,税收减免政策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价值型企业收入受技术支持政策影响最大。应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普惠性返乡创业扶持,激发农民返乡创业的积极性,改善农村地区的营商环境,通过普惠性返乡创业扶持惠及更多的返乡创业企业来实现农民增收,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