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增收推进机制构建研究——基于SSM的分析框架

推进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增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本文运用SSM分析框架，全面系统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增收推进机制，具体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逻辑框架构建推进体系。认为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增收受到与这三大逻辑框架相关联的三大变量的影响。这三大变量分别是：低收入群体自我增收能力、外部主体增收推动力投入，以及阻滞增收的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首先取决于该群体的自我增收能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收入回报率比加大低收入群体创收的工作时间投入对于低收入群体增收具有更加决定性的意义。其次，要从根本上解决阻滞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消减因素，特别是刚性支出方面的家庭负担。再次，外部正式和非正式主体投入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推动的影响有限，但不可或缺。着眼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提出从低收入群体自我增收能力、外部主体推动力和阻滞增收因素消减三个维度构建推进机制，并提出构建低收入群体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监测指标体系。     

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与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

基于2010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检验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有“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无“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相较“父亲缺位”,“母亲缺位”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结构会通过成年后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影响家庭收入流动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存在地区差异、群体差异，西部负面影响大于中东部，中低收入群体负面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家庭结构不仅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关系着成年后经济地位和社会表现。因此，在关注家庭结构给农村儿童短期影响的同时，其长期影响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严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利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清华大学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的微观数据,以及2005、2008、2010年的省份数据,考察内部构成和家庭特征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租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利息和保险收益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产性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异、教育培训水平和风险偏好程度等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举措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引导低收入群体适度参与资本市场,完善保障房制度,严格控制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和结构失衡,使其成为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手段。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土地流转和不同土地流转方式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总体而言，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均有普遍的增收效果，对中低收入人群增收效果更明显，这将有助于缩小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进一步区分租入土地和租出土地这两种不同的参与土地流转方式后发现，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主要来自于租出土地，租入土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显著。第三，租出土地所产生的缩小收入差距效应形成于农村人群参与土地流转后进入非农行业这一渠道。此外，参与土地流转后，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和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果更显著，且主粮产区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抑制效果弱于非主粮产区。因此，为了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继续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切实保障流转权益，为其从事其他非农领域提供支持和便利。     

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解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中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的有关数据,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a)考察并比较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b)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c)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d)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政策和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实证检验

依据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估计了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就业概率不断增加;随着家庭其他收入的增加,个体就业倾向逐渐降低,工作时间逐渐减少;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就业个体的工作时间逐渐增加。低收入群体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3237和-0.3167,而女性中高收入群体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1429,说明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2002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教育和培训投入力度,促进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工资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受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工资决定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性别差、城乡差、区域差等。采用基于均值回归的O-B分解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M-M分解,对形成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低收入人群更为重要;工作经验对中等收入的男性群体和高收入女性群体更为重要;工资收入的性别歧视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严重;地域歧视是城乡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和经验不是造成城市群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农村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中起着"马太效应"。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居民收入提升与家庭照料约束——市场与家庭联立视角下收入差距扩大再探因

文章借助时间利用分析把市场与家庭联立起来,利用2010年10 970位城镇和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信息精确测度了提供家庭照料对居民收入提升的约束作用,并就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提供家庭照料对居民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约束作用:当照料时间占总劳动时间比重上升1%时,居民个人总收入将显著减少0.37%;农村地区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影响较大;家庭照料增收约束还引致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家庭照料是阻碍中等收入人群向高收入人群靠拢的重要因素,城镇内部差距受影响更甚。因此,应着力推进照料劳动相关领域改革,从而缓解劳动者"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并编制中国住户卫星账户,从根本上推进无偿劳动价值的认定。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三期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概率,扩大了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规模,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概率和人均教育投资规模明显增加。机制分析证实,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减轻农村家庭医疗和养老负担的方式提高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居民加杠杆影响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基于融合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

居民加杠杆是否能有效促进消费,已有研究从总量层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源于不同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融合机器学习模型的GML(generic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因果推断方法,客观量化评估了居民加杠杆的异质性效应,并使用机器学习解释性方法识别了导致异质性效应产生的核心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居民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最高效应组的处理效应约是最低效应组的2倍。第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导致居民加杠杆效应存在异质性的最核心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的贡献率达到30%,明显高于其他特征因素。第三,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加杠杆效应的核心因素不同。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作用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房贷压力;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主要源于养老育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需要依靠借贷弥补收支缺口。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居民加杠杆效应的异质性及其产生根源,可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参考。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类人群收入分配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必将对各类人群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其他群体相比,尽管中国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差,金融危机对其影响仍然巨大。因此,文章提出要以罕见的金融危机为契机将我国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建议在当前形势下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一是通过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三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就业实现收入保障;四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