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流动的政策视角

农民流动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国家政策是影响农民流动的重要因素。农民流动政策的实施与国家的主要目标密切相关,而流动农民在城市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经验和工业化目标的影响,国家通过实施户籍制度和粮食配给制将农民与城市隔离开来,只有符合中央政府及其劳动管理部门的要求,农民才能正式获得进城资格,进入城市后,他们也只是"外来者"。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农民流动政策日益宽松,但流动农民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国家越来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发展,开始逐步改革限制农民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推动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城里小伙儿遇到农村姑娘:婴儿户口、户籍改革与跨户籍通婚

利用公安部1998年发布的<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关于子女落户规则的政策变动,我们估计了户籍制度对于城乡婚姻模式和妇女流动的影响.利用2005年全国普查数据发现,取消落户随母的限制显著增加了城乡通婚比例,这种显著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城镇男性和农村女性之间的通婚,而非城镇女性和农村男性之间的通婚.利用倍差分的策略,我们估计得到户籍改革使得一个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的概率增加了5%左右.户籍改革之后,农村女性因为婚嫁原因迁往城市的概率显著增加.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农村劳动力在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形成了以“民工潮”为典型特征的跨地区流动就业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流向是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流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是已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的就业部门,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在实现就业地域改变的同时绝大部分人也实现了工作性质的转变。经济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跨地区流入人口的数量受到各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和劳均耕地面积的影响十分显著。正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现实,实现管理制度创新,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人力资本流动的分析

传统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应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逐步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从我国的改革实践过程分析，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农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补偿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流动三十年

农村改革的30年，也是农民流动的30年。观察这30年，可以从两个侧面进行：一个是农民的表现，一个是政府的表现。从政府表现的角度看，这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具体说是1978年到1993年，基本上是“无政策”时期。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初，具体说是1994年到2002年，政策纷纷出台，但政策导向以限制为主，包括出台了若干新的歧视性政策规定。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今，政策导向发生根本转变，新的政策以促进平等对待、重视保护权益为基本特点。本人认为，最近几年是改革以来解决农民工问题进展最好的时期。     

我国的工业化与农村人口流动

王业化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决定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速度、规模。因此我们应该从工业化进程的角度认识我国的农村人口流动．认识政府在各个时期制定的农村人口流动政策及婪变动．我国建国以来的农村人口流动与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相适应的。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会更大．速度会更快．政府应当翱定与之相适应构政策，以促使其健康发展。     

农村土地制度、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城市化模式

在参考现有城市经济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用赫芬达尔指数(HHI)和城市首位度来对我国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特征。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剩余人口流动进程进行关联分析,揭示了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农民土地物权的权能不足导致农村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分布模式。为了通过保留农村集体成员身份确保对农村承包地与宅基地的用益物权,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全面转移的流动方式,导致我国出现典型的分散城市化模式,城市规模分布不甚合理,降低了城市体系的总体效率。因此,有必要通过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推动农村人口的高效流动,优化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这一联动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要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农民对于农村土地的处分权能,固化农村土地的分配权,将其与户籍身份脱钩,构建农村土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浅析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环境对流动决策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农业一直以来被看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由我国具体国国情所决定的。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资金投入,促进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环境,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方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强。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环境再高,也和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就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生活环境的描述,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的流动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国内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出现的。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劳动力以流向东南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但由于户籍、土地等制度的制约,劳动力流动短期特征明显,但趋势又是长期化,因此,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早期的实证研究注重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政策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流动,较新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提供了新的见解。但是,如果要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就需要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研究社会互动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有效推进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应该包括以提高教育为主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信息交流为主的社会政策,以及推进城乡融合为主的制度变革。     

城乡资金流动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负面效应

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促使城乡资金流动比例失衡的现象日益突出,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弱化了其支持“三农”的积极性,强化了农村金融抑制,不利于中央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为此,要继续深化当代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投入和挟持力度;完善利率覆盖风险机制和农村资金回流机制;积极椎进农村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构筑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简要经济学分析

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急剧社会变迁中,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算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国内外历史及实践都证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合理有序流动是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文章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原因及其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社区融入视角下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渐渐形成举家迁移的模式,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从社区融入视角出发看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根据社区资源特别是社区教育资源对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的重要作用,提出整合社区教育资源,提高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能力.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迁研究

政策和体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着极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政策问题的研究,分析国家政策变迁的趋势.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迁研究

政策和体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着极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政策问题的研究，分析国家政策变迁的趋势。     

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的代际差异研究

在中国一系列转型与转换的过程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是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新生代农村流动者,他们的流动行为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利用2006年以来多次在西部地区农村的跟踪调查资料,对两代农村流动者的流动行为进行了动态考察。本考察旨在揭示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中国农村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并在他们未来发展的基础上,针对他们在流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2014汽车

2014年汽车行业的发展频频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反垄断调查、公车改革、限购政策、新能源优惠政策,这些对于汽车业或喜或忧的政策一次次扰动着汽车产业的神经。政策,无疑是2014年中国汽车业关键词。车企渴望从公车改革释放出的2000亿元私车市场的购车需求中分得一杯羹,而密集出台的新能源汽车优惠政策也使得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车企看到了机会。与此同时,外资车企在2014年遭遇反垄断风暴,纷纷降价加以应对,而随着更多的城市开始进行汽车限购,以及北京展开关于单双号限行     

试论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农村人口的流动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只有政府、市场、企业和农村劳动者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流动的有序性。     

构建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的制度保障体系——从权利开放理论到村庄开放实践的分析线索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为主导的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而研究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双向流动与融合却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与融入经历了从小范围、小规模的就地、就近为主向大范围、大规模的跨省、跨区域为主的历史转变,农村居民的迁徙权和居住权也呈现出从权利限制向权利开放的转变趋势。不过,当前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是农村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与融入为主,城市居民流向乡村并融入乡村的相对较少,且主要表现为人才下乡、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为了深入推进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未来有必要促进乡村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全面开放村庄转变,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和乡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下乡市民村民化、农业经营职业化和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出得去、进得来、留得住,并成为各类主体创业的大舞台。     

农村-城市迁移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影响

近年来,对农村—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年群体。随着移民人数的上升,移民在城市里居留时间延长,流动儿童日益成为移民潮中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里的大量随迁子女,特别是那些没有户口的暂住人口,既是其父母的大问题,也是城市管理部门的一大难题。本文将分析1995年广东省农村—城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就学情况。依据199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我们研究外来人口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数据,估计流动儿童,永久移民,流入地以及流出地原住人口的子女入学率。这个对入学情况的多元分析主要有两大结论:第一,与本地市民子女相比,流动儿童入学率要低得多—特别是移居时间不足1年的流动儿童。而令人吃惊的是长期迁移的儿童,就学率则要高的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可归因于有户口的和流动儿童父母的高度差异。第二,来自广东农村的流动儿童就学率低于流出地的未移民。由于教育对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日益重要,临时移民所面临的劣势极可能对流动儿童和城市社会产生长期破坏性的影响。     

建立农村人口流动的新机制

农业人口流动,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过程中生产力重新布局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共同进步的客观动力和内在要求。十年来,我国农业人口主要表现为暂时性流动、长期性流动和永久性流动三种基本流动形式。农业人口流动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改造了封闭的农村经济与社会,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的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偏向引导与刺激,农业人口也出现了违背规律和现实要求的无序流动,从而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制约。诸如农业人口大量流动削弱了农村发展的基础——农业;造成农村“人才倒挂”;由于流向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