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查尔斯·蒂利的抗争与民主化理论——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查尔斯·蒂利的抗争政治理论,在历史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界影响颇大。蒂利认为,国际战争的压力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所要求的直接统治方式与资源汲取能力,改变了原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激起了各社会阶层广泛的＂抗争＂,这种抗争反过来又塑造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并对政治民主化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民主之路：从形式到实体——对村民自治价值的再发掘

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一旦仪式固化为习惯，成为日常的生活方式，民主才是真正不可逆转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主化的外部条件日趋成熟，民主化进程便可以顺利实现由形式到实体的转换。     

次贷与金融民主

2008年，“次贷”作为一个名词在世界各地几乎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但对于次贷本身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光荣、自豪的事。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次贷是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罪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撒旦”。但，本文试图用“第三只眼睛”看次贷，在笔者的眼里，被许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次贷却是金融民主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政府意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合作运动价值取向论

1928年后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不仅是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一个手段,又是其统治合法性在乡村社会层面重建的一种努力。合作运动由此具有了扩张国家行政力量、“促进民生主义之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等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志而非民众意愿。主旨是在民众中培育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基础,增大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这背离了合作社在西方兴起时所具有的社会自觉选择、自治性质与经济的“功能范畴”。其与政治力量的合流,达到的仅是官绅商的“合作”,故而也就不可能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当代英国园林的促进者——英国园艺家 约翰·C·洛顿的研究

18—19世纪是英国园艺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是“大发现”带来园艺物种的剧增，另一方面是民主化进程的启动。洛顿首先推动园艺界对时代的适应，大量编纂百科全书式园艺书籍和专业期刊。其次，由于专业书籍与期刊的发行，推动了民众环境意识的发展，开启了英国园艺平民化的运动，使得园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借助公众的园艺热情，洛顿顺势推动了现代公园的发展，间接促进了现代风景园林专业诞生。试图通过从理论、实践与工艺改造等层面勾勒出洛顿对英国园艺事业发展的巨大历史功绩。     

从政治呼号到法律逻辑——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话语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的劳工抗争中出现了对“权利说辞”的频繁使用,这到底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也就是国家的撤退,还是反映了民众“规则意识”的延续以及国家的持续控制呢?本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在十年抗争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文本进行了“话语实践”的分析,认为抗争工人所使用的话语依赖于具体的斗争情境与权力关系,而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工人抗争的过程中促进了他们对自己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辩护.工人们对“权利说辞”的策略性使用一方面展示了国家对工人们的符号性支配,由此成功遏制了劳工抗争,防止了社会矛盾的激进化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只有真正实行“法治”才是制度化地吸纳社会抗争的持久途径.     

古雅典民主的现代启示

目前，我国正在尝试、探索政治民主化。而在这个方面，正如西门尼底的诗中所说的：“（雅典）这一个城邦，是人之师。”“雅典模式”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我国探索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

底层抗争政治的研究重点应由"用什么武器"转向"武器为何有效"."表演式抗争"或许是解开转型期底层政治的另一把密匙.从作为表演的底层抗争到作为暴力运动的底层抗争所构成的"连续统"是底层抗争的光谱:越是个体化抗争越具有表演性、仪式性,越是群体性的抗争则越具有暴力性、实质性;政治势能是表演式抗争实际效果决定性因素.表演式抗争具有特定的社会基础与发生机理;表演式抗争并非是标签化解释模式,它包含着焦点化、情绪触动与压力传递等三大机制.表演式抗争给底层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国家制度建设、意识形态扩容以及推进民主化进程是应对挑战的战略选择.底层政治景观色彩斑斓的宏观机理是中国多维转型的非同步性;加速"功利社会-道义社会"转型,重塑社会关系的基础,才是实现底层善治乃至于解决其他棘手社会问题的根本.     

法学与政治：内生民主化

作者指出，经济发展增加了一国发生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这一结论与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的观点相抵触，后者认为，发展只能起到维持既存民主的作用，而无法促成民主化转变的发生。通过全面地处理样本选择及模型规范方面的问题，作者发现，经济增长的确导致了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发生。他们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战前这百余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对于民主化转变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十分明显，甚至比它在维持民主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仍由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发生民主化的几率会随着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例如，当一国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时，该国有望最快在三年之内实现民主化。     

"平衡"认识政府权力及其必然性

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认识随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的状态，要达到对政府权力的正确认识，必须把握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相对平衡。“平衡”认识政府权力是促进政府与民众在法治进程中合作“互动”和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准确定位的必然要求。     

浅析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演变路径与构建方略——基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视角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政府向管制型政府的嬗变,并将向服务型政府模式迈进。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促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政治民主化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积极公民＂与＂积极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     

试析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绩与不足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进程中，仍存在诸如黑金政治渗透两党体制，民主选举受金钱与暴力扭曲等严重问题，因此，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需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浅析日本式的企业统治

文章就日本经营体制中的“企业统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从“株式会社”的归属入手来说明导致非效率经营的主要原因。进而指出日本式企业统治的长处和缺欠 ,并从ROA的视角出发分析日本式企业统治改革的必要性     

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化

本文试图通过重新检视西班牙民主化这一经典案例来反思民主化研究中的一个假设：强大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和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西班牙恰好是非常虚弱的公民社会和极其成功的民主化同时并存。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民社会是如何与民主化进程关联起来的？什么类型的公民社会，什么类型的民主化以及公民社会在民主化的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     

公共决策不能没有“民意护航”——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谈起

2009年11月，广州市番禺区因规划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而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自发组织的市民分别在多个地点相继签名抗议，近300名市民到市政府门前“散步”请愿，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最终不得不表示，“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什么时候70％以上的市民同意了，我们再开工。”这场市民与政府的较量是近年来公共决策与民意博弈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公众对政府决策参与缺失的焦虑和抗议，也反映了民众对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期盼和呼唤。     

谁拿走了蜗牛壳？——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房价飙涨原因初探

台湾房价从1986年开始连续多年飙涨,最终引起民众走上街头形成了无壳蜗牛运动。而引发这次房价飙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看,执政当局放纵投机并通过高房价策略维护其统治稳定;从经济上看,连年的贸易顺差使得岛内游资充斥,外汇管制的开放使更多的外资得以进入台湾房地产业。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台湾房价高位运行的基石,它们正是拿走蜗牛壳的元凶。     

责任议案

近年来，全国“两会”期间的许多提案（议案）都会引发诸多议论，这原本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助于鼓励民众的参政议政意识，也体现出民众的意志趋向和多数民意的力量。人民赋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做出建设性议案的权利，而他们则有义务通过深入的调研，严肃认真地反映民意。但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个别委员的议案颇具草率性，从而导致民众争相“问罪”。     

赞“领导下访”

赞“领导下访”●沈栖“群众上访”似乎已成为官民信息流通的一条无奈的渠道。说它“无奈”，是因为某些当官的不能及时地了解民众的实际情况，没有合理地解决民众的实际困难，以致群众不得已而越级向领导部门反映。呼吁、批评、请求已成为“群众上访”的“题中之义”。认...     

美国彩票业的现状及对我们的启示

彩票亦称“奖券”。最早源于我国,15世纪流行于欧洲。其实质是一种利用人们的侥幸心理借以募款或敛取钱财的行为。 (一) 美国当局为弥补建设和办事业资金的不足,又不致于增加民众的税收负担,正在积极采取这种群众自愿的集资方式。主要形式和管理办法是:     

公共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困境问题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公众的民主意识日益提高，参政议政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对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的关注更是与日俱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调动了公众参与公共行政，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国各级政府在进行决策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公民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