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责任、工作时间与性别收入不平等

本文基于家庭视角探究了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的成因及其对性别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研究发现,家庭责任抑制了女性的劳动供给,扩大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家庭责任主要通过扩大无偿家庭劳务时间、劳动参与率和岗位强度等路径的性别差异影响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分解发现,家务时间影响了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参与率差异是性别收入差距中禀赋效应的首要因素;以系数效应衡量的性别歧视对在职群体的性别工作时间差距贡献度超过90%。此外,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取代了工作时间定价差距,成为了阻碍性别收入不平等收敛的关键因素。因此,缓解因家庭责任产生的工作时间不平等,是未来收敛性别收入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     

性别不平等观念束缚了女性就业？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证据

性别不平等观念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分工、能力、婚姻及家庭角色等多个方面,是影响女性就业和劳动绩效的根源性因素。本文采用CGSS2017数据,从个体、地区、“重要他人”三个层面检验了5种典型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分工观念、能力观念、婚姻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地区层面性别不平等观念越盛行,不仅显著降低了女性就业参与,还对女性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和全职就业产生差异化的负面影响,导致女性收入越低。通过稳健性检验和采用“三八红旗手”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表明,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仍然稳健。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普遍。教育人力资本在性别不平等观念与女性就业参与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弱化了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的约束。家庭中作为女性“重要他人”的丈夫对性别不平等观念认可度越高,大男子主义越强,同样会抑制女性就业参与。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本文以机会不平等参数测度法为基础,通过量化不可观测环境和不可观测努力以及处理环境与努力的相关性弥补传统参数测度法的不足;将改进的参数测度法与夏普利值分解法相结合,运用2013年CHIP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及不同环境变量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同时将机会不平等区分为环境影响的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研究结果显示：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例为23.48%,个体努力水平差异解释了71.07%的收入不平等,运气因素只解释了5.45%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户籍、性别和父母教育背景是现阶段居民收入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此外,环境通过直接渠道解释了20.21%的收入不平等,而通过影响努力的间接渠道仅解释了3.27%的收入不平等。由此,为减少居民机会不平等程度,政府应重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教育政策,保障个体教育机会平等;解决劳动力市场性别和户籍歧视。     

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动态分解 ——基于中国老年群体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的微观数据,以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Erreygers指数测度中国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将Erreygers指数的变动进一步分解为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分布效应、收入流动效应和人口老化效应,结果表明:我国老年群体存在亲富的健康不平等,但这种健康不平等程度呈减缓趋势;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分布效应和收入流动效应在健康不平等程度减缓中发挥的作用相当,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而人口老化效应的作用极其微弱;整体而言,女性健康不平等程度大于男性,而相同年龄段的男性健康不平等程度大于女性。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代际经济支持与我国中老年人健康机会不平等的关系

我国中老年人健康水平与代际经济支持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且代际经济支持是导致健康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控制政府可调控因素后,不同户籍、区域间中老年人健康机会不平等程度会缩小。因此,政府部门应不断为中老年人营造良好的客观环境,激发个体主观努力能动性,如从医疗保险、健身活动场所、服务类组织和工业污染源距离等方面改善健康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     

浅谈我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及消解策略

在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在浓厚的男性主流意识的氛围下,我国女性的意识世界受到很大的桎梏,"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深深的扎根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从维新变法中"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的女性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我国女性解放的进程不断深化,男女性别歧视的现象也逐步得到消解。但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仍需我们给与高度的重视。本文从我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入手,通过分析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从而提出消解我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策略。     

精力分配视角下婚姻和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别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微观数据,考察“高学历”群体中婚姻、生育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使性别工资差异的系数扩大了44％;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度达到12．3％;男性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优势,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和工龄上。这表明改变传统的家庭精力分配模式,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精力和实践,才能真正改变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     

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虽然收入流动性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正在逐渐升温,但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不足。文章推导了Gini系数在绝对收入流动性矩阵中对应的表达式,分析了收入流动性矩阵对不平等程度的作用途径。并利用1998年-2002年的收入面板数据验证了该理论分析。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向收入高低两端流动的力量增长较快并在势头上超过了同样增长的向中等收入水平流动的力量,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了。     

区域不均衡与阶层不平等对当前中国教育不公平的分析

教育公平是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本文对区域(城乡、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两个当前中国最主要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些不公平对社会建设的影响。最后,从经济、法制和教育价值观这三个角度提出了维护教育公平的若干对策。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多重调节模型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以400名企业员工为样本,考察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过程,并探讨了员工性别与工作-家庭中心性在其中的复杂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工作繁荣完全中介二者之间的关系;工作-家庭中心性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工作繁荣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性别差异:对于男性员工,工作-家庭中心性负向调节二者关系,但对于女性员工,工作-家庭中心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组织与管理者应积极实施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帮助员工实现工作繁荣、结合员工个体特征开展家庭支持工作、关怀女性员工并塑造性别平等氛围等相关管理建议。     

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

社会代际流动性减弱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在减弱。当下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资本的分化和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阻碍了社会公平进程的推进,更加难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对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缓解社会阶层固化倾向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发挥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推动社会公平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一直是制约家庭和谐的毒瘤,是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心中最深切最隐秘的伤痛。本文先从四大理论分析了家庭暴力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原因,并得出性别不平等才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本原因。接着从社会性别的理论视角分析家庭暴力为何进入恶性循环的轨道并根深蒂固,最后得出只有消除性别不平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状况及变动趋势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状况及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住房价值不平等程度较高且呈增加趋势,而住房面积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且在逐渐下降;住房不平等程度会随着收入层次的降低而显著增加,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住房不平等组内差距较大,且呈增大趋势,但组间差距仍显著存在。本文建议,政府应当加大住房价格调控力度,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法和住房保障制度,促进住房资产的合理分配。     

最可怕的不平等是什么

近十年,有各种现象表明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例如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最可怕的问题是不平等固化在代际之中,成为长期的不平等     

收入流动、益贫增长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2007—2009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家庭收入流动、益贫增长与不平等变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其中包括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再排序流动性和收入增长累进性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密切相关,2011—2013年,收入再排序流动性和收入增长累进性的大幅下降需引起高度关注。尽管城乡家庭的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市场因素仍然发挥着扩大收入差距的主导作用。现有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收入流动性未能得到持续改善。新时代为落实新发展理念,要从健全经济制度着手,营造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培育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提高收入流动性、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全面小康。     

公共服务增量供给不平等测度与分解

中国目前公共服务不平等是常年累积的结果,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旨在通过对增量供给的调整来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现状。本文用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本年支出合计”数据反映“公共服务增量供给”,将计划单列市单独考虑从而扩大样本至36个,测算比较户籍、常住不同口径下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的差别,并进一步按“城市型、城乡型地区”、“经济发达、欠发达地区”子样本和按支出分项分解不平等。研究发现：目前公共服务增量供给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户籍口径公共服务增量供给不平等远大于常住口径,且这种现象被掩盖;2007年以来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降低了公共服务增量供给不平等度,但这种作用有减弱趋势,这值得“均等化”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警惕。     

关于公平、不平等与效率问题的思考

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公平作为效率的对立物来看待。实际上,公平主要是指机会的均等,它不应成为效率的对立物;不平等主要是指结果存在差别,必须把公平与平等加以区分。机会公平与在一定范围内的结果不平等都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机会不公平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机会公平则有利于消除结果不平等,但机会公平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平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尽可能公平的发展机会,并通过政策的调节把不平等的结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能通过结果的平等去实现所谓的公平。     

三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困境与进路

随着我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我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除了育龄女性减少,生育意愿降低也是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三孩政策的出台给予女性“能生”的权利却缺失让女性“敢生”的保障。针对目前在三孩政策下女性劳动者工作现状堪忧、母职惩罚严重、家庭责任分担不均以及国家责任缺位等问题,可以从承认照顾性劳动价值、增设男性产假和政府为企业分担因对女性保护性政策而产生的成本等方面来实现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为女性创造更加可靠的工作和生育环境,推动中国社会向性别公正和平等进步。     

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了我国1996~2004年31个省份的教育获得不平等程度,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我国的教育扩展政策收效显著,它显著地改善了地区间教育获得不平等状况,但两者间的“倒U”关系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未能得到完全印证;同时,教育不平等将阻碍经济增长,地区间教育不平等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教育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教育政策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