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个税的去向追问到底

始于1980年的个税征收,立法的目的据称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至今25年未变,显然已经失去了它的调节意义。究竟是“劫富济贫”呢,还是“杀贫济富”?     

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同时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日趋明显,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与经济的强相关关系以及它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已日益表现出来。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关理论,并对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现状进行分析。     

谈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布局中的“劫贫济富”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据不同学者的估算,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历史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收入分配领域“劫贫济富”的主、客观作用,使得中国居民收人分配领域的布局更加不合理。     

“部分先富,共同富裕”之科学诠释及运作

“部分先富，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分配原则，而且是一个可以科学运作的规律，是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次优选择。应同时兼顾先富与共富，而不能奉行近期部分人先富，远期共同富裕的割裂式两步走收入分配政策。本文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探讨了由“部分先富，共同富裕”思想派生的社会上三大分配思潮及其模型，主张用运作模型的上限约束“资本积累”欲望，防止以低收入阶层收入负增长为代价的部分人先富，以运作模型的下限抵制平均主义思     

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衡量分配的“公”与“不公”的标准是人们在起点、过程和分配结果上是否“公正”。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是“平均主义”、“不合理的收入悬殊”和“权力参与分配”，但就其实质来看则是规则不公。把平均主义排挤出分配领域，合理确定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效控制权力参与分配，要通过加快改革、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加以解决，核心问题是要构建一套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倒三角式逻辑思路

文章首先将我国居民划分为生活水平不同的三类人群，然后以修正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工具，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维度出发，依次分析他们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其在刺激消费需求政策中所应起的作用。最后文章推出启动中国居民；肖费需求的倒三角式逻辑思路，从而达到以富带贫，不“劫富”而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影响及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的格局被打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理论上存在误区;政策体制上的缺陷和放任;企业分配行为的不规范。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经济基础,针对＂贫＂＂、富＂两极采取不同措施缩小差距,大力发展公益事业,促进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是解决当前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中国间接税能否推进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测算模拟

文章重点关注间接税减缓相对贫困效果，并基于CFPS2012年与2018年微观数据测算模拟表明：匿名评价下中国间接税整体K指数为负值，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与减贫效应，加剧了总体贫困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但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使间接税归宿的累退性、平均税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减小了城乡相对贫困倍差；非匿名评价下居民家庭税前收入位置与间接税负担率呈现“U”型关系，且低收入群体位于拐点左侧，这使部分家庭收入减损流入相对贫困阶层。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自发推动“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     

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益贫式增长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本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方式上的逻辑关系。并沿着“改革开放前-涓滴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共富型增长”这一历史线索，梳理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结合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从解决相对贫困、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中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等角度提出了我国从益贫式增长转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最后，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统筹全面均衡发展、以数字经济落实共建共享等视角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立当着重提出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中执行的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收入分配出现了新的矛盾，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着重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从财产性收入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

收八分配关系是所有制关系的一个侧面,本质上反映了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通过新中国成立后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分析了收入分配制度从“平均主义”、“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更注重社会公平的变迁历程。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原则一直围绕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展开,经过几十年“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指导,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但也使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十七大报告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做了最新阐述,要求更加注重公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建立以公平发展为导向的科学分配观应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贫富对话:京张合作大幕徐徐拉开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这个目睹和见证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包括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地方，又一次见证了贫与富的对话……2004年金秋时节本刊全程谋划协办的“京张区域协调发展论坛”在此成功召开。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的供给制度陷阱——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信贷需求难的问题。相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供给制度陷阱之中：在支农的旗号下，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却一直体现“以农养工”、“以乡带城”的“劫贫济富”倾向，农村金融供求呈现出明显的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失衡，农村资金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体系一直趋向“非农化”，其结果必然是“城市吃肉、农村失血”。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本系“两会”后政府重点研究问题，章侧重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探讨，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矛盾构成机理，揭示了问题解决的渠道和途径。     

简析我国现阶段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首先要用邓小平的先富与共富的思想作指导，运用初级阶段的分配理论进行分析，虽然得出现阶段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有其必要性，但同时又要注意收入分配中的差距过大问题，避免出现两极分化。     

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实现的“分享”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长期“非均衡”发展战略安排,在我国经济实力实现了重大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人们利益最为密切的收入分配问题.实现收入分配的日趋公平化,需要从根本的制度安排着手,加快建立健全企业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在不同性质的企业全面实施企业利润分享制度,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主要途径.     

效率与公平:收入分配的两难抉择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图》开始，公平、正义就成为人类崇高理想。现代社会，效率与公平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就象“鱼”与“熊掌”，难以真正做到二者的统一与协调。如何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刍议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日益凸现,地区经济发展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桎梏。作为政府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税收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旨在针对当前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     

效率与公平并重论及其保障机制

在我国，公平与效率被很多学者视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关系（以下简称为“矛盾论”），“矛盾论”决定了实践中的政策选择只能有两种：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我们对“收入均等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利益激励机制和效率提高等问题则被相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然而，现阶段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又促使我国理论界对公平-效率关系展开了讨论。其中，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总政策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长期指导方针”观点的学者还相当多。本文认为，如果完整地把握市场经济的要求并科学地界定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职能作用，就不难得出下列结论：效率与公平之间并非矛盾的关系，而是同等重要的关系，我们应该以“并重论”来指导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