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与欧美产业界商务外交策略研究

贸易政策是政府与产业界博弈的结果。政府是商务外交的主体,产业界是商务外交的关键角色,欧美产业界以商务外交策略参与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从而实现其国际化目标。中国产业界应当加强与政府的商务外交合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商务外交获取政策优势,推动国际化。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国际援助为视点

战后以来,国际援助与贸易和投资一起构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形成了制度化、经常性、大规模的国际体系。尽管作为资金援助和资源流动在形态上是一种经济性政策行为,却往往带有极为浓厚的政治、安全、外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体现了援助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构想,受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安全等关系演变的支配。     

美国多轨制贸易政策的动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结合美国的贸易战略分析了美国贸易政策由多边主义转变为多轨制的内因和外因,认为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其贸易转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     

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长期以来是两国经贸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敏感话题。本文立足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规范当今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体制性框架,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新动向包括:依托WTO规则及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条款巧设进口壁垒;以数量性限制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鼓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的设限行为;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弱化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竞争优势等。 通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仅仅是美国牵制中国以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筹码。     

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朝政策因为朝鲜核扩散性质的恶化而具备了强制外交的各项基本特点,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就是一项典型的强制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数月以来,强调美国对朝政策的重大调整,宣告"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其朝核政策的明显变化在于:一是将解决朝核问题列为美国亚太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二是在对朝施压和威慑的力度、范围和国际动员的投入上明显增强。特朗普对朝政策转变,也适逢国际社会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进展所产生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之时。中美首脑"海湖庄园会"开始重建东亚在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合作进程,中美首脑共识正在为打破朝核僵局发挥重要作用。作者从强制外交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的视角,介绍和分析了强制外交在解决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学术和政策主张,比较和探讨了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在朝核政策上所发生的具体变化和调整。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朝强制外交短期内不会将军事打击列为现实选项,对朝鲜的对策更接近于"战略强制"的内涵,以谋求全面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能力。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冷战后美国贸易战略的导向

从冷战后美国贸易战略运行的轨迹来看,其主导方向仍是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一导向主要从三条战线上展开:一是经营开放式地区主义,把自由贸易区作为通向全球自由贸易的铺路石;二是软硬兼施,打破乌拉圭回合谈判僵局,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谈判进展;三是在双边行动中按照美国贸易开放标准,强硬“提升”对方贸易自由化纯度。美国政府之所以在紧张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坚持主导全球贸易自由化,主要在于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利于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实现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整体战略。从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看,美国贸易战略这一导向难以改变。它将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对世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抑制了中国劳动力就业吗?——基于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析

奥巴马执政以来推行兼具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实用主义的贸易政策",其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效应的日益显现也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幼稚产业论的短期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短期内使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并引起就业规模扩大,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就业面临较大负面冲击。对中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单方面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将造成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和失业人数增加,而中国劳动力就业数量不降反升。面对奥巴马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中国政府部门应与美国积极开展战略经济对话并鼓励国内企业通过"走出去"增加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理论思辩与政策抉择—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当今国家经济领域特别是国家贸易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系列著述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最近由梁晶工作室策划，海闻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经济学译丛一套5册出版社出版的国际经济学译丛一套5册丛书主要涉及了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汇率波动与汇率政策，地理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克鲁格曼对“流行国际主义”（Por Internationalism)的批判等内容。     

保守主义思想回归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调整

特朗普执政后,保守主义思想的回归引领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向。“美国优先”和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两种思想自上而下的调整与“黑客干预大选”事件自下而上的驱动共同推动形成了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联邦政府各部门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全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主要表现为网络军事力量发展更加激进,并且试图突破“主权”限制,通过“持续交手”“前置防御”将行动空间拓展到他国主权范围;网络外交地位明显弱化,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网络外交陷入低谷,并消极对待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国土安全防御一改过去“虚大于实”的状况,定位得到了明显提升;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成为网络安全战略的新领域,引发了大国之间围绕供应链安全的激烈博弈。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能否获得预期的战略收益还很难说,但一系列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单边主义让美国陷入了双重网络安全困境,进攻性网络行动增加了大国冲突风险。对外交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地位的弱化则加剧了国际秩序失范。作者旨在从特朗普政府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入手,通过分析其背后的保守主义战略思想源流,并结合网络军事、外交、国土安全、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实际政策调整进行论证,对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战略调整的影响进行评估。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

美国贸易政策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中美双方贸易结构差异和中国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等经济因素、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等政治因素,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和特点。本文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着手,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以及中美贸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度和方法。     

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美贸易纠纷也日益增多。美国一方面将贸易政策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采取了诸多针对中国的“贸易管理”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各个方面加强与中国对话,在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美国国内经济转型、贸易政治化紧密相关。作者从美国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角度考察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国会因素,分析了美国产业地理分布(位置、范围和集中度)如何通过选区代表(众议员)、州代表(参议员)构成对国会的政治影响力,国会的制度性因素(两院制结构和规则)如何支持或制约美国特定产业的发展及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莫迪主义"概念、目标及方向初探

印度的外交政策在莫迪政府主导下似乎开始实施一项独特的国际政策,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莫迪主义",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只是"间歇性和偶尔性的变化"。但是,重要的是要关注印度目前基于多协调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传统的不结盟方式。印度在莫迪政府的带领下不断在外交领域开辟多个方向,如"西联政策"、"东进政策",同时印度还突破意识形态的约定俗成般的外交政治束缚,不断巩固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伙伴关系,试图把自己在中美俄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转化为中美俄印的战略四角关系,不断尝试将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转变为国际议程的制定者和国际事务的领导者。种种迹象表明,印度外交政策在莫迪领导下确实发生着动态性的变化。     

美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美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美国社会各界均认为,对外贸易对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就业、巩固美国超级大国地位至关重要。近年来,美国政府从战略、政策层面极力促进对外贸易,制定和实施了清晰、系统和针对性很强的对外贸易战略,对提高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做法值得我国认真学习和借鉴。     

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

依据关于公共利益风险管理的学术讨论,作者针对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提出了五个分析假设:(1)当代国家海外利益越来越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国家海外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风险;(3)企业界对经营风险管理的模式可成为政府机构管理公共风险的工具;(4)国家海外利益可通过国家外交机构进行外交管理;(5)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应具备整合资源、系统、功能、技术等国家对外能力。据此认为,中国具有有形与无形的海外利益。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领域的拓展难免蕴涵着风险。为了有效应对、降低和排解国家海外利益风险,中国需要在外交战略考虑、制度安排、资源配置、机制创新、公共教育、技术开发与利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推动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构建与日本外交的课题

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区域合作的必由之路。如何构建东北亚区域政治与安全新秩序,加强各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已经成为有关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和重大的现实课题。对于日本来说,在确保日美同盟轴心地位的同时,追求政治与外交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必须选择的政治现实。如何解决“国际协调(合作)”的非平衡性问题,避免过分注重美国和轻视东亚邻国是今后日本东北亚外交难以逾越的难题。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构建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地区政治互信与互赖关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理解。     

国际比较框架中的日本ODA全球战略分析

官方发展援助(ODA)作为发达国家一种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其初衷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类福祉。然而,日本却借机将ODA作为其重要的和富有效率的外交手段之一,其日益彰显的政治性正逐渐受到世人关注。基于20年来全球ODA数据的全面分析,作者将ODA政策的经济性与政治性相结合,运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总量、类型分布、主要地区分布、援助形式等方面,从结构战略、区域战略、发展战略三个维度对日本的ODA战略进行了剖析,深入讨论了日本20年来的ODA全球战略演进。作者认为,日本的ODA战略有其政治与经济动因,主要包括强化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确保自然资源的可靠供给和进出口运输以及争取受援国支持、扩大国际影响力以实现"政治大国"等政治经济目标服务。     

试论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原因

研究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原因，有助于研究战后中美关系演变。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上奉行“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原因和研究冷战初期国际政治背景提供了佐证。对于深入研究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和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而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中美关系的了解和认识。     

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的选择

2018年以来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强力推动“高标准”贸易规则,使其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修正主义特征和偏执性。对此,霸权周期理论、国内经济周期变化、权势集团的操控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等分析视角难以就其贸易政策倾向和风格的选择进行有效解释。资本和霸权的关系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因素,其主线是资本向霸权渗透并利用霸权力量寻租,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构建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霸权异化包括两个维度,即资本向霸权渗透的结构性或制度性路径和霸权国家的经济集中或分散嵌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方式。其中,渗透路径影响贸易政策的风格,嵌入方式影响贸易政策的倾向。制度性渗透带来灵活性,而结构性渗透带来偏执性政策。集中式嵌入带来维护现状政策,而分散式嵌入则会刺激修正主义政策。从现实经验看,1986年至今美国对待跨国投资保护规则和“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经历了从灵活地修正到偏执地修正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霸权异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美国在霸权优势动摇时期贸易政策选择的复杂性,有助于新兴大国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